法国导演Bruno Dumont的电影特色，就是「没有特色」，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他不用戏剧性的高峰、或镜头的炫麗美感，来營造观众的注意力。他宁願在非常琐碎的日常生活、平平凡凡的小人物、简简单单的小镇、浅浅白白的对白中，缓慢推进著故事——但最后，还是发生了让小镇震撼的事情，於是，人性的本质便被置放到台前，让人错愕於善与恶，竟是在这么微小琐碎不为人道的平日生活中累积著，毫不让人觉查，直到它爆发成为一桩「戏剧性事件」，可那戏剧性事件，已经是最终的结果，要探究它，不知得往前追溯到多遠。
Bruno Dumont的这种人性观，使他琐碎、平铺直叙的电影叙事，跟观众习惯性的等待戏剧性的高峰，是彻底背道而驰的，这便使他的电影不容易讨喜。
他的《人之子》 （The Life of Jesus，1997）便是如此。小镇最后发生了一群混混殴打阿拉伯青年致死的事件。警方抓到了男主角弗来迪，問他：「这事是你的責任吗？你是個种族主义者吗？」
可是在这让全镇注意的事件爆发之前，弗来迪跟他同伴们已经是无业游民许久许久了，他们在小镇，每天都是星期天，靠社会福利金過日子，完全不想改善生活，更没有找工作的念头。
在他们这群男性团体中，飙车是每天的娱乐。他们是彻底沙文主义的（显然导演刻意用race字义中，竞赛与种族是一语双关，来暗示最终的叙事高峰），他们对「弱者」——不管是女性、或者异乡异族人，都立即反映著鄙夷。
因此他们当中有人因爱滋病過世，他们完全以同袍之爱体恤了，但他们却欺负长的不好看的肥胖姑娘，强奸了她，导致女孩的父亲大发雷霆来兴师問罪；弗来迪强奸肥胖姑娘同時，已经有了对他非常好的女友玛麗，但显然的弗来迪对玛麗的温柔爱意并不够珍惜，他跟她的关系主要是性欲宣泄导向的，最终他还是以他男性同侪团体为他生活中首要的关注。所以当玛麗知道男友强奸一肥胖姑娘，大发雷霆問：「那我呢？我给你的性对你而言还不够吗？」并没有对准弗来迪的問题核心—— 他强奸非因性欲需要，而是表达对弱者的鄙夷。
正是这种每天浑然不觉的混混生活、对弱者混然不觉的鄙夷，酝酿著一桩犯罪者混然不觉的杀人事件。
弗来迪与混混们每天为伍，对镇上移民来的阿拉伯人早有轻蔑污辱之语，只要阿拉伯人立刻退缩逃離，一切也就平安无事，偏偏阿拉伯青年竟主动跟弗来迪的女友玛麗表示好感，於是这对女友又不够珍惜的男主角，竟因阿拉伯青年的主动追求玛麗，转而轻视玛麗，因此要跟玛麗分手，最后还萌生一群人围殴阿拉伯青年的事件。
当阿拉伯青年因为好感一路跟著玛麗，玛麗的确呈现了白种人的种族歧视，她直接了当、抱有成见的問他，这样一路跟随是想找机会性骚扰或强奸吗？可她随即从阿拉伯青年的反应知道，她有种族歧视与成见，她立即道歉。这正是女主角有自觉、男主角浑然不觉之间，最大的差别。
叙事最终，警察問：「这事是你的責任吗？你是個种族主义者吗？」到这時，其实已经太难回答了。因为我们也无从判断，在这琐碎的日常生活此起彼落生发的事件中，到最后，阿拉伯青年被打成重伤而死，是否該用这么戏剧化的時髦名词「种族主义者」来解释，还是，就是一個不求上进的混混们不時大错小错欺负弱者之下，恰好因碰到「种族」，方让人注意到这群混混的卑劣呢？
有没有可能，每天浑然不觉、日积月累的生活恶习，更是首要該被谴責的罪恶？
这种琐碎、平日生活中累积的恶习，在其《人性（本恶）》 （Humanity，1999）是更加的明显。
《The Life of Jesus》 的电影叙事，是让我们随镜头追随一個无业游民混混青年的生活轨迹，直到他打人致死，我们看著恶行的累积到最后变成严重的犯罪事件；而《Humanity》 ，电影一開始我们就已知道在小镇中有一桩严重的犯罪事件发生了，一個十一岁的女童被奸杀，死状甚惨，这在向来平静的小镇，立刻引起轩然大波。
於是身为警察的男主角，得要调查凶杀案，找出线索。可是小镇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如此琐碎而平凡微不足道，有谁看起来像是会犯下这等震撼社会的暴行的人呢？
我们顺著电影叙事，在办案男主角的生活圈中打转，看到他的平凡，他是個失婚的男人，名叫派拉，他因失婚受很大的打击，一直郁郁不乐，也非常自闭。在他生活中最要好的两個朋友，是对情侣，名叫约瑟与杜美。我们看出杜美对派拉有很深的同情体谅，但她爱的是约瑟，而她跟约瑟之间的情感维系，很明显的是依赖官能激烈的性爱，他俩并不需要深谈与心灵的相契。当杜美想安慰派拉時，给的是她自己的身体，派拉说：「这不能随便给。」可是杜美却回答：「我只能给这個。」
杜美和派拉之间的友谊，显然比杜美和约瑟之间的性爱官能，要更倾向心灵些，尽管他俩也是不善言语不多谈的，但有某些善意的体谅理解，在两人的沈默之间流通，但是，杜美显然没有选择这种互动关系作她情侣爱情的基础，她也爱官能遠胜過心灵，甚至在海边当她看到其他男人性感的身体，她也会被引发性欲。
派拉细腻、敏感、内敛、压抑，甚至有点儿倾向女性特质，他对这個十一岁少女被奸杀的惨状，耿耿於怀，因此办案過程一直刺激著他，成为内伤，所以他总是需要跟杜美温柔细语的、谈两句无关办案的琐碎言谈，甚至他也偷窥杜美与约瑟做爱，来释放自己的压抑。而约瑟，则是個肤浅、情感冲动、任性、自我中心的男人，他讲话肆无忌惮，不大会替别人设想。
随著办案与三人友谊关系，电影叙事琐琐碎碎的交代著生活，也交代派拉一直找不到奸杀案凶手的线索。
多半的人对於这起残酷命案，都倾向一定是精神变态方能为之，因此建议派拉到邻近的精神病院看看有没有脱逃的病人，派拉到了精神病院，护士们带他去看病患，并说：「他们都很乖。」果真在大厅里，病患呆滞的坐著，没有什么反应。
导演Bruno Dumont并不打算把这出人性分析的电影，变成侦探推理片，所以没有交代最后警察局长是如何找到凶手的，总之，派拉最后发现，凶手根本不是什么精神病患或变态，就是常跟他在一起的好友约瑟。
因此电影仍旧回到Bruno Dumont的人性观：罪行、幽黯的罪恶，在每個平常人日常琐碎的生活中、在其内心深处累积著，每天小小的恶，最后会累积成为无法挽回的大恶。大邪恶，非源因於变态性格，它一直与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共存。约瑟最后犯下大恶，是因他每天累积著肤浅、情感冲动、任性、自我中心、与对官能性爱的关注，一如高铁站长在高楼上看到楼下有人被暴力殴打，因为太习以为常，只通知管理员：「有人打架。」约瑟这些小小的恶行，也太习以为常，没有人、包括他自己，会料想到，它们累积的能量最后是如此巨大。
导演Bruno Dumont的这种人性观，无疑把好莱坞商业公式下，残忍的杀人暴行总源自某种精神变态的观点，给彻底颠覆推翻了。而其诉诸琐碎生活细节的电影叙事，也激烈反弹了好莱坞对这类凶杀电影，总赋予高度的悬疑、惊悚、高潮迭起的戏剧张力；因而其电影形式、与陈述出来的人性观点，的确是非常匹配谋合。
不仅如此，具有哲学背景的导演Bruno Dumont，在陈述其人性洞见之际，还透過电影形式，潜藏了凡生而为人，皆需要被上帝救赎的信仰意涵。电影片名《The Life of Jesus》 一语双关，Jesus是阿拉伯青年Gege的音转，至於《Humanity》 ，导演Bruno Dumont甚至刻意将男主角派拉置身於大幅绘画「圣殇」之前，其宗教意图更是清晰可辨，Bruno Dumont透過这种不干扰电影叙事流畅性的音转、视觉图像的方式，暗指耶稣来世拯救罪恶，并非只是拯救那桩惨烈的、充满戏剧张力（罗马VS犹太、犹太 VS犹太）的十字架暴行之罪，也是拯救每天生活中随处随在的小恶行。因为，我们或能豁免大罪，却永遠无法让自己从小恶中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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