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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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罪潛藏於每天的小惡中—電影《人之子》《人性(本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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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導演Bruno Dumont的電影特色,就是「沒有特色」,我這句話的意思是,他不用戲劇性的高峰、或鏡頭的炫麗美感,來營造觀眾的注意力。他寧願在非常瑣碎的日常生活、平平凡凡的小人物、簡簡單單的小鎮、淺淺白白的對白中,緩慢推進著故事——但最後,還是發生了讓小鎮震撼的事情,於是,人性的本質便被置放到台前,讓人錯愕於善與惡,竟是在這麼微小瑣碎不為人道的平日生活中累積著,毫不讓人覺查,直到它爆發成為一樁「戲劇性事件」,可那戲劇性事件,已經是最終的結果,要探究它,不知得往前追溯到多遠。

  Bruno Dumont的這種人性觀,使他瑣碎、平鋪直敘的電影敘事,跟觀眾習慣性的等待戲劇性的高峰,是徹底背道而馳的,這便使他的電影不容易討喜。

  他的《人之子》(The Life of Jesus,1997)便是如此。小鎮最後發生了一群混混毆打阿拉伯青年致死的事件。警方抓到了男主角弗來迪,問他:「這事是你的責任嗎?你是個種族主義者嗎?」

  可是在這讓全鎮注意的事件爆發之前,弗來迪跟他同伴們已經是無業遊民許久許久了,他們在小鎮,每天都是星期天,靠社會福利金過日子,完全不想改善生活,更沒有找工作的念頭。

  在他們這群男性團體中,飆車是每天的娛樂。他們是徹底沙文主義的(顯然導演刻意用race字義中,競賽與種族是一語雙關,來暗示最終的敘事高峰),他們對「弱者」——不管是女性、或者異鄉異族人,都立即反映著鄙夷。

  因此他們當中有人因愛滋病過世,他們完全以同袍之愛體恤了,但他們卻欺負長的不好看的肥胖姑娘,強姦了她,導致女孩的父親大發雷霆來興師問罪;弗來迪強姦肥胖姑娘同時,已經有了對他非常好的女友瑪麗,但顯然的弗來迪對瑪麗的溫柔愛意並不夠珍惜,他跟她的關係主要是性欲宣洩導向的,最終他還是以他男性同儕團體為他生活中首要的關注。所以當瑪麗知道男友強姦一肥胖姑娘,大發雷霆問:「那我呢?我給你的性對你而言還不夠嗎?」並沒有對準弗來迪的問題核心—— 他強姦非因性慾需要,而是表達對弱者的鄙夷。

  正是這種每天渾然不覺的混混生活、對弱者混然不覺的鄙夷,醞釀著一樁犯罪者混然不覺的殺人事件。

  弗來迪與混混們每天為伍,對鎮上移民來的阿拉伯人早有輕蔑污辱之語,只要阿拉伯人立刻退縮逃離,一切也就平安無事,偏偏阿拉伯青年竟主動跟弗來迪的女友瑪麗表示好感,於是這對女友又不夠珍惜的男主角,竟因阿拉伯青年的主動追求瑪麗,轉而輕視瑪麗,因此要跟瑪麗分手,最後還萌生一群人圍毆阿拉伯青年的事件。

  當阿拉伯青年因為好感一路跟著瑪麗,瑪麗的確呈現了白種人的種族歧視,她直接了當、抱有成見的問他,這樣一路跟隨是想找機會性騷擾或強姦嗎?可她隨即從阿拉伯青年的反應知道,她有種族歧視與成見,她立即道歉。這正是女主角有自覺、男主角渾然不覺之間,最大的差別。

  敘事最終,警察問:「這事是你的責任嗎?你是個種族主義者嗎?」到這時,其實已經太難回答了。因為我們也無從判斷,在這瑣碎的日常生活此起彼落生發的事件中,到最後,阿拉伯青年被打成重傷而死,是否該用這麼戲劇化的時髦名詞「種族主義者」來解釋,還是,就是一個不求上進的混混們不時大錯小錯欺負弱者之下,恰好因碰到「種族」,方讓人注意到這群混混的卑劣呢?

  有沒有可能,每天渾然不覺、日積月累的生活惡習,更是首要該被譴責的罪惡?

  這種瑣碎、平日生活中累積的惡習,在其《人性(本惡)》(Humanity,1999)是更加的明顯。

  《The Life of Jesus》的電影敘事,是讓我們隨鏡頭追隨一個無業遊民混混青年的生活軌跡,直到他打人致死,我們看著惡行的累積到最後變成嚴重的犯罪事件;而《Humanity》,電影一開始我們就已知道在小鎮中有一樁嚴重的犯罪事件發生了,一個十一歲的女童被姦殺,死狀甚慘,這在向來平靜的小鎮,立刻引起軒然大波。

  於是身為警察的男主角,得要調查兇殺案,找出線索。可是小鎮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如此瑣碎而平凡微不足道,有誰看起來像是會犯下這等震撼社會的暴行的人呢?

  我們順著電影敘事,在辦案男主角的生活圈中打轉,看到他的平凡,他是個失婚的男人,名叫派拉,他因失婚受很大的打擊,一直鬱鬱不樂,也非常自閉。在他生活中最要好的兩個朋友,是對情侶,名叫約瑟與杜美。我們看出杜美對派拉有很深的同情體諒,但她愛的是約瑟,而她跟約瑟之間的情感維繫,很明顯的是依賴官能激烈的性愛,他倆並不需要深談與心靈的相契。當杜美想安慰派拉時,給的是她自己的身體,派拉說:「這不能隨便給。」可是杜美卻回答:「我只能給這個。」

  杜美和派拉之間的友誼,顯然比杜美和約瑟之間的性愛官能,要更傾向心靈些,儘管他倆也是不善言語不多談的,但有某些善意的體諒理解,在兩人的沈默之間流通,但是,杜美顯然沒有選擇這種互動關係作她情侶愛情的基礎,她也愛官能遠勝過心靈,甚至在海邊當她看到其他男人性感的身體,她也會被引發性慾。

  派拉細膩、敏感、內斂、壓抑,甚至有點兒傾向女性特質,他對這個十一歲少女被姦殺的慘狀,耿耿於懷,因此辦案過程一直刺激著他,成為內傷,所以他總是需要跟杜美溫柔細語的、談兩句無關辦案的瑣碎言談,甚至他也偷窺杜美與約瑟做愛,來釋放自己的壓抑。而約瑟,則是個膚淺、情感衝動、任性、自我中心的男人,他講話肆無忌憚,不大會替別人設想。

  隨著辦案與三人友誼關係,電影敘事瑣瑣碎碎的交代著生活,也交代派拉一直找不到姦殺案兇手的線索。

  多半的人對於這起殘酷命案,都傾向一定是精神變態方能為之,因此建議派拉到鄰近的精神病院看看有沒有脫逃的病人,派拉到了精神病院,護士們帶他去看病患,並說:「他們都很乖。」果真在大廳裡,病患呆滯的坐著,沒有什麼反應。

  導演Bruno Dumont並不打算把這齣人性分析的電影,變成偵探推理片,所以沒有交代最後警察局長是如何找到兇手的,總之,派拉最後發現,兇手根本不是什麼精神病患或變態,就是常跟他在一起的好友約瑟。

  因此電影仍舊回到Bruno Dumont的人性觀:罪行、幽黯的罪惡,在每個平常人日常瑣碎的生活中、在其內心深處累積著,每天小小的惡,最後會累積成為無法挽回的大惡。大邪惡,非源因於變態性格,它一直與平凡人的平凡生活共存。約瑟最後犯下大惡,是因他每天累積著膚淺、情感衝動、任性、自我中心、與對官能性愛的關注,一如高鐵站長在高樓上看到樓下有人被暴力毆打,因為太習以為常,只通知管理員:「有人打架。」約瑟這些小小的惡行,也太習以為常,沒有人、包括他自己,會料想到,它們累積的能量最後是如此巨大。

  導演Bruno Dumont的這種人性觀,無疑把好萊塢商業公式下,殘忍的殺人暴行總源自某種精神變態的觀點,給徹底顛覆推翻了。而其訴諸瑣碎生活細節的電影敘事,也激烈反彈了好萊塢對這類兇殺電影,總賦予高度的懸疑、驚悚、高潮迭起的戲劇張力;因而其電影形式、與陳述出來的人性觀點,的確是非常匹配謀合。

  不僅如此,具有哲學背景的導演Bruno Dumont,在陳述其人性洞見之際,還透過電影形式,潛藏了凡生而為人,皆需要被上帝救贖的信仰意涵。電影片名《The Life of Jesus》一語雙關,Jesus是阿拉伯青年Gege的音轉,至於《Humanity》,導演Bruno Dumont甚至刻意將男主角派拉置身於大幅繪畫「聖殤」之前,其宗教意圖更是清晰可辨,Bruno Dumont透過這種不干擾電影敘事流暢性的音轉、視覺圖像的方式,暗指耶穌來世拯救罪惡,並非只是拯救那樁慘烈的、充滿戲劇張力(羅馬VS猶太、猶太 VS猶太)的十字架暴行之罪,也是拯救每天生活中隨處隨在的小惡行。因為,我們或能豁免大罪,卻永遠無法讓自己從小惡中掙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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