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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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讓道德冷漠迫使弱勢者自相殘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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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二年國教的政策似乎已經逐漸底定,但也就是在這個時刻,一些老牌明星學校的師生紛紛跳出來抗議,他們擔心高中社區化或普及化的結果,可能使台灣優質的高中教育失去生存空間,進而喪失國際競爭力。究竟十二年國教是「良策」還是「敗筆」,本來就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討論得完整,在此我也只能從「某個角度」發表我自己的觀察,提供大家參考。

首先我想表達的是,國家在滿足人民教育需求的公共政策上,應該扮演的是提供「全體國民」而非「少數菁英」教育需求的角色,至於這個「基本素養」到底應該有多豐厚,則要看該國的民族文化和財務狀況而定。在強調人民共善的歐洲福利國家,這個「基本素養」的標準必然高過重至個人自由的美國。

換言之,政府該做的是規劃便捷、平價的捷運讓全體國民搭乘,而不是匯集大眾納稅的錢去讓少數人開名牌汽車。當然,如果一個國家的財政與文化願意且有能力提供每一個人開名車,或許是全體國民都很開心的視情;否則,在資源有限、慾望無窮的情況下,就應該要把滿足人民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列為優先。這時候,如果還是有人不願意搭乘大眾交通運輸體系,覺得它太擠、班次太少、不夠方便,就應該自費購買私人名車,而非慷「全民」之慨。其實這個道理不單是在十二年國教的政策上適用,在高等教育或其他公共政策上也一併適用。

最近與幾個私立大學老師聊天,他們紛紛提到自己學校的學生不但學習動機低落,上課的秩序混亂(睡覺、聊天、上網、講手機、嗆老師……),在這種環境下教書已經不是有沒有「成就感」的問題,而是有沒有「尊嚴」的問題。表面上,這個現象是「學生端」的問題,但我認為這更是「教師端」和「公共政策端」的問題。因為國內少數「明星學校」和「頂尖大學」壟斷了多數教育資源,剩下能分給所謂中、後段學校的經費真是微乎其微。但廣大中、後段學校的老師其實更需要耐心、勇氣和專業協助,去構思能引發學生學習興趣的課程與教學,這些學校的學生未來畢業才是國家重要的「廣大公民」。

昨天驚見新聞報導,兩位高中生竟以穢物潑灑萬華街友。我認為這件事情的發生,該反省的不單只有這兩位學生或他們的師長,還包含每一個生活在這個國家的每一個國民。因為從某個角度來看,這兩位高中生其實是「智育霸權」下的弱勢者;或許他們有不同於「智育」的其他層面智慧(如藝術、人際關懷、體能、自然觀察等),只因為當前台灣注重的是英文和數理能力,使得他們無法藉由進入明星高中或頂尖大學獲取成就感,於是只好藉由欺負那些比他們「經濟更弱勢」的街友,稍微補償一下在資源角力戰下嚴重受傷的自尊心。

這麼說並不是姑息兩位當事人該負起的道德責任,而是更希望提醒讀者們:我們不能逃避的道德責任。因為,生活在依靠政府科層體制管理(或照顧)的現代社會裡,人們通常只有在自己的權益受損(或者應該說「嚴重受損」)的時候,才會去檢視、反映管理制度或公共政策的合理性。反之,只要我們還過得下去,甚至只要那些「最弱勢的人不是我」,多數人即使看到不公義的事情存在,也幾乎都會選擇沈默。

這麼一來,我們就很容易落入「工具理性」所帶來的「道德冷漠」困境中,認為影響教育資源分配和學生品德的是政府部門和教育工作者,又不是「我」;即使自己有朝一日也成為重要的政府官員或中學教師,也會以「自己是依法行政」、「又不是我害他們的」、「我沒有違反專業倫理」等說詞,來規避自己的道德責任。於是,身處不合理的法規制度下,沒有人進行道德思考、判斷與抉擇。結果將很可能重蹈二次世界大戰德國納粹黨的覆轍:

「當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搜捕共產黨員時,我噤聲不語;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後來,他們囚禁社會民主主義者(左派份子)時,我沈默依舊;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後來,他們搜捕工會份子時,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份子。然後,他們搜捕猶太人時,我仍舊不語;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已經沒有人可以為我仗義直言了」(引自德國牧師Martin Niemoller)。

這個現象正如波蘭籍猶太裔社會學家Z. Bauman所說的:德國納粹黨屠殺猶太人絕不是希特勒的「個人偏差行為」,更非專屬猶太歷史上的「偶發悲劇」,而是強調理性計算科學精神、專業倫理道德中立、社會管理效益取向的「現代社會」中,公共政策和科層體制設計者、執行者和受害者密切合作的社會集體行動結果。想要翻轉這種現代性的悲劇,方法無它,唯有在任何情況下每個人都無條件地勇於進行道德反思,並承擔道德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