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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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意该当如何承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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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热气蒸腾的八月中回到台湾,人就像身上的衣服,总是又湿又黏,好像怎么也拧不干。能不出门则不出门,否则随便走几步,就挥汗如雨。27 号收到一位朋友的电子邮件,说在台大医院遇见我的神学院好朋友,差点认不出来,因为罹患癌症的他变得非常消瘦。她问我要不要去看他,但是想到要在溽暑外出就英雄气短,想说等天气凉快再去看他。

九月天气渐趋转缓,朋友也把他的手机给了我。然而,我依然恍神,落在似是永无止尽的时差里。九月中有一天,我突然清醒,有精神读书作事情了。然而,我还是没有去看他。自己告诉自己,他的情况应该还不错,从诊断到现在还没有半年,不会有什么大状况。

九月二十七号,我从外面回来,朋友劈头对我说,他走了。我愣在那里,说不出话来,然后走到电脑前,在噗浪写道:「一直以为还有时间,但是他走了……真的不能自以为还有时间……」说什么遗憾歉疚,根本为时已晚。但我真的很自私地庆幸没有看到他临走前的模样。即使后来有人告诉我,他并没有被癌细胞摧残得面目全非,我还是无法想像在病房与他面对面的光景。就说我没种吧。不过,参加追思礼拜是没有选项的决定,尤其是在我离开台湾前的日子举行。

他是个低调的人,净做些眼前看不见的事情。他的外表活脱脱是个菜市场的欧吉桑,没什么领袖需要具备的魅力与外表。他的追思礼拜也没有大肆宣布,但还是来了很多人,那些他帮助过、陪伴过的人。那些我从来没有听过的故事。最后,大家各拿一朵兰花,放在他的骨灰坛四围。轮到我的时候,凝望着那个容器,我笑了笑,然而蓦地鼻酸,眼泪不听使唤决堤而流。突然觉得非常不舍。回到座位上,我不禁痛哭。多年前的某个深夜,抑郁的我身陷沙发,他默默陪伴在旁边的画面油然升起。

那天,刚看完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其中有一幕,张艾嘉与李烈彻夜长谈,不知天色已亮。张艾嘉走出李烈家门,低首踯躅于清晨的街头,阳光灿烂,鸟鸣清脆,但是她的身影却如此落寞。不知为什么,这个场景看得我低沉,心情也跟着极其落寞,回到宿舍,瘫在沙发上,什么也不想作。夜已深,他在旁边,听我絮絮说着理不清的,无来由的伤怀。

会后,我走在地面犹湿的辛亥路。没有阳光。没有鸟鸣。但是我又想起电影,以及当晚深夜的那一幕。在耶鲁教哲学与宗教学的 Nicholas Wolterstorff 痛失爱子之后,在《爱儿挽歌》这本书中问道:「至于我的悔意又该怎么办?」那些该说没有说的话,该作没有作的事。逝者已矣,我们的悔意当如何处理?应该演练吗?应该制止吗?Wolterstorff 的结论是:「我将活在悔意中。我将认定悔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在自斨的伤口中记数。然而我不会无休止地盯住这些愧悔不放。我将容记忆激策我,与仍然存活的人一同改进。」我不认为要活在悔意中,但是我深深认为自己需要回忆的激策,让我有改进的机会,学习在为时已晚之前,说该说的话,作该作的事。他最后说:「我要藉此凝聚我的视野,加强我对『那一天』的指望。那一天我们将投入彼此的怀抱,说:『对不起。』这位爱的神一定会赐给我们那一天;爱需要有那一天的来临。」

然而,在那一天来临前,我有的是机会演练,说「对不起」,说「谢谢你」,不容悔意的承载继续加深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