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庄信德 2004.03.21
尊贵的「公投」失去其应有光环而沦落至今，实在不足为奇，除了执政党选择公投时机的暧昧性，与在野党两面手法的荒谬性之外，媒体主动偏差的噬血性格，与民众被动认知的社会性格，都是导致公投日渐混沌的原因。我们就从这四个向度检视公投议题，并尝试厘清一个合宜的公投思维。
时机错在合并宣传
首先，就执政党选择公投时机的暧昧性而言，如果执政党的政治智慧一如选举智慧一样高竿的话，那么作为民进党精神价值的公投，就应当审慎规划､提早宣导，即便预知政治意识形态的结果，必然导致在野党的反制，也应当运用公民教育的时间，换取民众思想､准备的空间。
因为执政党让全民公投的教育时间，与这次总统大选的宣传时间完全重叠，其结果必然引致在野党焦点错谬的批判：「公投必须和总统选举脱勾办理。」其实，将公投与总统大选合并办理，不论从资源整合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外经验的角度分析，都是相当平常的决策，问题的焦点不应当是「合并办理的动机」，而是「合并宣传的危机」。
分析合并办理的动机，所削减的是民进党举办公投的正当性，但是分析合并宣传的危机所关注的，则是公民投票的主体精神。对于尝试建构一个属于台湾人民的新政府，理当在承受政争的气度､深根教育的视野上更加提升，才能真正落实公民投票的实质价值！
议题有吊诡
其次，就在野党两面手法的荒谬性而言，一方面赞成公投的精神，另方面批判公投的议题设定，达致形式上就事论事的专业观点，但是深究其对议题反对的理据，则是多所偏颇。
就「增加购置反飞弹设备」为例，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宋楚瑜接受国外媒体访问时，就曾表示反对与保留的意见，另外，在有助于强化我国反飞弹能力的长程预警雷达与爱国者三型飞弹的采购案上，立法院也多有歧异，在野党为了反对公投而隐藏自己的立场，避免接受公投的考验，并不诚实。
更重要的是，公投本身有作为凝聚国民共识的价值，并不因为公投议题已被政党接受而不需要办理。诚如1998年北爱尔兰就和平方案交付公投，当时主要政党对于和平方案都表示支持的态度，但是，为了团结人民的意志，仍然交付公民投票。
当「违法」成为标签
在野党在抵制公投的论述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过度炒作「公投违法」的论述，将公投背后的主体价值，放置于政党对决的诡谲氛围中，而「僭越」了法律最终解释权的大法官，不断散布「公投违法」的断裂性论述，将公投主人翁需要凝聚的存在共识，置于意识形态的对决里。
因为，只有将公投放在公民共识的前提上讨论，而不是放在僭越的「违法」标语中讨论，才能恢复公投应有的光环。毕竟，公投法是为了保障台湾公民而设，台湾公民不是为了公投法而设！
此外，本次公投的议题具有针对中共及国际社会诉求的重要意义，并不能从国内政党的歧见而予以消除。在野党在面对公投议题时，需要重新沉淀思考的向度，要突破「反对公投就是反对民主」的紧箍咒，就必须抛开公投的负面论述，积极建构公投的积极论述，展现出尊重公民意识的细腻教育论述，才是正确的反制之道。
报导趋向扁平化
再就一般媒体的噬血性格而言，当公投意涵的深度价值，遇到论述扁平化导向的政论性节目，往往严重地失去其应有的价值重量。面对争议性事件的处理模式，媒体原本应善用的「议题设定」（Agenda Setting），却经常屈就附和于各政党精心设计的记者会与冲突论述。鲜少有电子媒体愿意削减饮鸩止渴的即时性，而追求深度报导的准确性。
这几年来，每当靠近议题满天飞的选举时刻，或是重大社会事件被曲扭､放大成娱乐化议题时，都必然将引起社会大众对媒体论述的严厉检视。只是，究竟这样的悲剧循环，是否有趋缓甚或是平息的一刻？答案并不存在任何浪漫的臆测或学理分析中，而是在于每一次偏差发生时，舆论能够展现及时检视的力度与深度。
当然，或许善用电子与平面媒体间的差异､矛盾所构成的论述平台，展开交互批判牵制的关系，方能稍抑制媒体的噬血性格。
破碎的公投论述
最后，就民众所具有的「被动认知」社会性格而言，民众对于公共事务的认知模式，基本上沿着「意见领袖」与「议题导向」两个路线。前者是指一般人对需要进行表态的议题，通常容易受到生活群体中，对社会议题较具有主动积极表述的人所影响；而后者则是指辨认议题的整体面貌过程中，受制于媒体选择性报导的控制现象，而这两个问题都发生在320公投论述的荒谬现象中。
由于320公投的宣传期与竞选期完全重叠，民众认知公投的意见管道，几乎直接取决于政治意见领袖的判断，自然造成意识形态介入的「偏差结果」。再经由媒体竞逐选举新闻的时效性与选择性，于是造成了民众认识公投议题的「碎裂结果」。
如果公投真实的意涵，所指的是宝贵的公民自决意识，与公民当家做主，那么，民众就必须尝试走出被动认知社会议题的习惯。至少，应当从双方政党与媒体论述中，进行「剥洋葱」的认识活动，在辛辣的痛苦历程之后，醒悟外在认识活动的虚与实，并且在积极勾勒出公投超越大选､超越政党意识形态的图像之后，热情､尊贵地投下公投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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