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文圣经时间轴

黄锡木博士(联合圣经公会全球翻译顾问) 编写
  • 1228

    兰顿(Stephen Langton)的圣经分章系统

    《圣经》的分章早于古抄本就有。很多希伯来文抄本都把书卷分成段落,采用希伯来文字母Peh פ 表示段首,字母Samekh ס 表示段末,而早于第4世纪,希腊文新约抄本都把书卷划分段落,称为kephalaia。12世纪英国主教兰顿(Stephen Langton, 1150–1228)和较后期的法国多明我会主教雨果(Hugo de Sancto Caro, 1200–1263)都曾把全本圣经分章;兰顿的分节系统为后世所用。现时的分节系统是由斯提凡奴(Stephanus)完成的,而《日内瓦圣经》是首部英语圣经采用分章节的英文圣经。
  • 1382

    {英文}威克理夫译本(Wycliffe's Bible)

    被誉为改革运动之晨星的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 1320?–1384),是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Balliol College)院长,是当时最出色的神学家之一,吸引很多门生和拥护者。威克理夫笃信圣经的独特和惟一权威;认为每个人都必须直接向上帝和他的「律法」(指圣经)负责,老百姓应该得到他们能够理解的圣经。威克理夫发起要把当时的拉丁语《武加大圣经》翻译成英语,并且可能翻译了新约部分,其他部分则由他的追随者完成。最早期的版本(1382年)几乎是逐字对应式翻译,一般人不能明白。后来,他的助手约翰・珀维(John Purvey, 1354–1414)用地道的英语大副度修订威克理夫原来的译本(1395年)。这是第一部完整的英语圣经,也是现代欧洲语言中第一部完整的圣经。
    最早期的英文圣经译本的踪影可追溯至10世纪。当时一位名叫奥尔德雷德(Aldred)的教士,在一份7世纪的拉丁文福音书(《琳第斯法纳福音书》Lindisfarne Gospels)的拉丁文行间,用当时的英文(Anglo-Saxon)逐字翻译出来。这是最早期的英语初译,打开英语圣经译本历史的第一页。
  • 1454

    {拉丁文}古腾堡圣经(Gutenberg Bible)

    雕版印刷术起源于古代中国,到宋代,毕升(990–1051)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在西方,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1400?–1468)是首位使用活字印刷机(约1439年)的欧洲人,有说他曾参考过介绍中国印刷术的书籍。古腾堡最早期和最重要的成品是拉丁语《武加大圣经》(1454年)。活字印刷术对后来的印刷术起了革命性的影响,也对圣经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大大降低了制作圣经的成本和售价。
  • 1516

    {希腊文}伊拉斯谟《新约圣经全集》(Erasmus, Novum Instrumentum Omne)

    这是一本希腊文、拉丁文双语新约圣经,由当时着名的人民主义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 1469–1536)出版。出版的主要目的是推销他重译的拉丁语圣经,这一方面是对传统和官方的拉丁语《武加大圣经》很大胆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牵起人们对原文圣经的关注。也许出版希腊文部分并非他的原意,而是受当时出版商鼓励,伊拉斯谟只花一年的整辑功夫,就于1516年火速地预备好希腊文的部分。伊氏在当时根本找不到一份载有全部新约的完整手抄本,他便凑合他所有的,就是六份分别载有不同经卷的手抄本。
    这个版本一直重印了五版次,第二版(1519年)就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德文译本所依据的版本;而在第三版,他更在约翰一书5:7末加插了一句只见于很后期的希腊文抄本的语句,直译为:「(作见证的)在天上,父、道、圣灵乃三而一,这在地上也有三样见证……」。虽然这句话明确支持三位一体教义,但鉴于支持的佐证十份薄弱,一般认为这句是后来抄写员加上的。不幸地,第三版既是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英文译本的新约部分所依据的版本,也是「公认经文」的始祖之一。
  • 1517

    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Beginning of Reformation)

    1517年10月31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在维滕伯格(Wittenberg)的万圣大教堂(Schlosskirche “Castle Church”)门口张贴《九十五条论纲》,公开反对教会主张的赎罪券,挑战当时的基督教会教廷。这正式揭开宗教改革的序幕。后来,他又把圣经从原文翻译到德语(新约1522年;全部圣经1534年),在「新教」(或称更正教)教会中推动了一场「回到原文」(拉:ad fontes)运动。这个术语并非来自马丁路德,而是来自伊拉斯谟的一句名言:Sed in primis ad fontes ipsos properandum, id est graecos et antiquos(「最重要的是,必须致力回到本源(ad fontes)的本身,也就是回到希腊和古人那里」。这种对古希腊和拉丁文学的热忱,也影响当时神学研究的取向。人民主义的神学家认为,与其讨论一些形而上的抽象神学,人们应该直接回到圣经文本的研究上。这种观念深深影响到马丁路德,也启发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印刷商出版希腊文新约圣经。
  • 1525

    {希伯来文}拉比圣经(Rabbinic Bible)

    这是最早期的希伯来文圣经之一,一般称为《拉比圣经》或《大圣经》(Mikraot Gedolot מקראות גדולות)。第一版于1516/17年由普拉坦斯(Felix Pratensis)编辑,邦伯格(Daniel Bomberg)出版。第二版于1524–1525年,由犹太学者查耶姆(Jacob ben Chayyim)编辑;这个版本是英文《钦定本》(KJV,1611年)所依据的希伯来文圣经,相信也是20世纪前最普遍使用的希伯来文圣经。第一版和第二版的版面相同,包含四个元素:圣经文本(反映马索拉文本类型,由编辑从多份抄本编纂而来,不像后期的希伯来文圣经是以单一抄本为基础)、马索拉备注、亚兰文《他尔根》,和圣经注释(通常是沿袭释义解经[peshat]传统的中世纪注释)。
  • 1526

    {英文}丁道尔新约圣经(Tyndale New Testament)

    有「英语圣经之父」称号的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1494–1536)在求学期间已对《圣经》十分重视,更希望能使平民百姓读到上帝的话语。他在求学期间已经学习希腊文;但由于在英格兰找不到一个懂希伯来文的人可以教授他,所以他前往德国,在那里认识了几位拉比,并跟他们学习了旧约的语言文字。在德国期间,他将新约圣经(1525年完成;1526年出版)和部分旧约圣经翻译成英语。丁道尔的《新约译本》共出版了五个版本,但1534年的第三版最为人熟知。他的新约圣经是第一个直接译自希腊文的新约英译本,他只在一些困难的地方上参考了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和拉丁语《武加大圣经》。他使用的主要是伊拉斯谟(Erasmus)《希腊文新约圣经》第三版。
    1535年,丁道尔在安特卫普(Antwerp)被绑走;次年,被以异端的罪名遭烧死。
  • 1535

    {英文}科弗代尔圣经(Coverdale Bible)

    科弗代尔(Myles Coverdale, 1488–1569)是丁道尔的助手,原是天主教修士,深受改革运动影响。科弗代尔的译经工作主要是完成丁道尔剩余的旧约部分,但他没有直接从希伯来文翻译,而是使用了马丁路德的德语译本和一些拉丁语译本。1535年出版了第一部印刷的英语圣经全书,也是第一部得到亨利八世准允印刷的圣经。这部圣经还包括次经部分,是第一部圣经把次经编排在旧约的后面,而不是穿插其中。
    罗马天主教将次经纳为正典,但当时新教徒并不承认次经。《科弗代尔圣经》最富革新性的一点,就是把次经编排在旧约的后面。之前出版的旧约圣经都将次经编排在书卷之间。其后,所有含有次经的新教圣经都跟随《科弗代尔圣经》的做法。
  • 1537

    {英文}马太圣经(Matthew’s Bible)

    原译者名为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 1505–1555),托马斯・马太(Thomas Matthew)是他的笔名。罗杰斯出版了第一部新旧约部分都翻自圣经原文的英译本,但这不是他的原作。基本上,罗杰斯将丁道尔的新约和五经部分,加上他对《科弗代尔旧约》的修改编合在一起。因此,他的译本有时被称为《马太、丁道尔圣经》,也可算是第一部丁道尔修订版。罗杰斯身处的英国,是由极端的天主教徒玛丽・都铎(Mary Tudor)统治的,她以残酷对待基督新教徒见称,因而称为「血腥玛丽」(Bloody Mary)。罗杰斯于155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成为英国第一位殉道士。
  • 1539

    {英文}大圣经(The Great Bible)

    在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的统治下(1509–1547),英国的圣经翻译和出版工作有了重大的改变。虽然《马太圣经》的素质不及《丁道尔圣经》,但由于有整部圣经得到亨利八世批准印刷,所以是当时英国最多人使用的译本。然而,《马太圣经》的问题是太多备受争议的注释,于是亨利八世便委托大臣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 1485–1540)筹备新的译本,而实际工作则由科弗代尔负责。科弗代尔并不通希腊文和希伯来文,所以就用自己的《马太圣经》为底本,加以修订,删除了注释。由于《马太圣经》的新约部分本来就是《丁道尔圣经》的修订本,某程度上,这部《大圣经》也成为《丁道尔圣经》的第二个修订本。之所以称为「大圣经」,是因为其巨大的尺寸,不是因其文学分量。为防止被盗,这些圣经用链子锁住!所以也称为「锁链圣经」,又或称为「克伦威尔圣经」(因为第二版有他署名的序言)。《大圣经》是第一部英国的官方圣经译本。
  • 1550

    {希腊文}斯提凡奴《希腊文新约圣经》(Stephanus)和他的圣经分节系统

    伊拉斯谟的《新约圣经全集》中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部分,相比他的拉丁文译本部分,带来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也吸引了不同地方的出版商出版希腊文新约圣经,并且都是以伊拉斯谟的希腊文部分为基础。其中一个是巴黎着名的印刷商及书商艾斯坦(Robert Estienne, 1503–1559,拉丁文拼法是斯提凡奴Stephanus),其家族以印刷技术精良见称。艾斯坦就在家族传统的推动下,着意印行精美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结果在短短五年内(1546–1551)印制了五版。其中的第三版(1550年)更是第一本附有校勘栏的希腊文新约圣经。这个版本一度成为许多人(尤其英国人)所公认的标准希腊文圣经。
  • 1560

    {英文}《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 1557/1560)

    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1537–1553)推行另一轮宗教改革,圣公宗(Anglican,源自拉丁语ecclesia anglicana,意即「英国式教会」)正式诞生。但在爱德华六世去世后,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Mary I, 1516–1558;统治期1553–1558)登上王位,扭转爱德华的新教趋势,将天主教定为国教。她开始部署焚烧圣经,并对境内新教徒进行残忍镇压。许多新教学者从英格兰逃到日内瓦,亲身经历这里的自由气氛和政教体制改革。他们在这个城市建立了英语的教会,他们更希望在英国以外为英国信徒提供一部反映改革神学思想的圣经。这就是着名的《日内瓦圣经》,新约主要是威廉・惠廷厄姆(William Whittingham, 1524–1579)负责;而旧约和次经部分则由吉尔比(Anthony Gilby)负责。
    《日内瓦圣经》是16世纪最为基督新教徒使用的圣经,其普及性延伸至《英王钦定本》(KJV,1611年)出版的初期。乘坐「五月花号」前往美洲大陆的清教徒(1620年),携带的圣经之一就是这部《日内瓦圣经》。
  • 1565

    {希腊文}《新约圣经》(Theodore Beza, Novum Testamentum)

    同样建基于伊拉斯谟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的基础下,特别是他的第三版,着名的古典学及圣经学者伯撒(Theodore Beza, 1519–1605),于1565–1611年四十多年间,共印行了十版希腊文圣经。伯撒在这方面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版本实在助长了「公认经文」的流通和定型。1611年出版的《钦定本》(KJV),主要是根据伯撒的几个版本翻译而成的。
  • 1568

    {英文}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

    虽然《日内瓦圣经》获得了巨大成功,但其成功之处也是此译本的致命之处。注释的神学色彩太浓厚,不适合教会公开使用诵读。对英格兰教士来说,《日内瓦圣经》的加尔文主义过于强烈,加上这个译本深受底层人民喜爱,所以在讲坛上使用《日内瓦圣经》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教会意识到,当时的官方认可译本《大圣经》有很多不足之处,所以有重译圣经的必要。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 1504–1575)亲自统领这项工作,以《大圣经》为基础进行修订,并安排不同主教负责不同的部分,因此称为《主教圣经》。这个译本于1568年初版,1572出版修订版。很可惜,帕克自己未能贯彻主编的职责,以致译文不统一,质素参差。由于《主教圣经》以《大圣经》为底本,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丁道尔圣经》的第四个修订版。由于译文始终过于呆板平淡,即使有官方认可它为教会讲坛上的圣经,一般信徒依然使用其他译本。然而,正是这《主教圣经》被钦定为《英王钦定本》(KJV)的文本基础。
  • 1582

    利玛窦(Matteo Ricci)入华

    从13世纪(元朝)开始,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尝试翻译圣经,但由于朝代更替,传教和圣经翻译工作一度受阻,翻译的成果也无法保存。在明朝末年,耶稣会传教士如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等人,用中文撰写和翻译了许多天主教教理着作,其中也翻译了一些圣经经句,为中文圣经翻译留下了最早期的痕迹。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
    从翻译史来看,早于13世纪,意大利方济会会士孟德高维諾(Giovanni da Monte Corvino, 1246–1328)以教廷使节的身份抵达京城大都(今北京),他用当时的蒙古文(称为「鞑靼语」)翻译了新约圣经与《诗篇》。按照《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建于约公元781年),早于8世纪(甚至7世纪末),圣经很多经卷(包括新约)已经翻译成中文。
  • {拉丁文}西克斯图斯版本(Vulgata Sixtina, 1569–1589)

    天特会议(1545年和1563年)是罗马天主教为回应改革运动召开的大公会议,在意大利北部的天特举行。会议其中一项议程,是坚称传统使用的《武加大圣经》为天主教会的官方圣经,并且要求《武加大圣经》的印刷尽善尽美。然而,当时根本没有一部官方的《武加大圣经》版本。有见及此,当时的教宗派厄斯(Pope Pius IV, 任期1559–1565)为此工作委任小组,但进度十分缓慢。接下来的两位教宗也不能完成这事,一直到教宗西克斯图斯(Pope Sixtus V, 1585–1590)。西克斯图斯原意是要集合一批专家学者,把不同修会团体所保存的许多手抄本加以比较,选出最合适的版本。然而,大多数的工作都是由他自行处理的,这也是该版本错误多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这是天主教会第一次出版官方认可的《武加大圣经》。
  • {拉丁文}《西克斯图斯、革利免版本》(Vulgata Sixto-Clementina)

    这个版本是对《西克斯图斯版本》的修正版,由教宗革利免八世(Pope Clement VIII, 任期1592–1605)亲自主领,组织一个编委小组负责修正错误。这个版本一直被天主教会沿用至第2世纪。绝大多数天主教译本都是以这个版本为依据。
  • {英文}《兰斯、杜埃圣经》(Rheims-Douai Bible, 1582/1610)

    杜埃(Douai)大学是17和18世纪期间、法国第二大的大学,大学的神学院名为英语学院(English College),是十分重要的天主教研究中心。这个学院成立于1569年,目的是为流放的天主教教士提供学习的地方,并希望能培训天主教教士令新教徒返回天主教!新约部分在兰斯(Rheims或Reims)出版(1582年),而旧约则在杜埃出版(1609年),全书有丰富的注释。因为1544年特伦特大公会议(Council of Trent)规定,圣经翻译当依照拉丁语本,因此直到20世纪中期,天主教所有圣经都译自拉丁语《武加大圣经》。这个译本在欧洲比较通行,但由于译文不够流畅,虽然经过多次修订,依然没有在英国出版。直至李察・查洛纳(Richard Challoner, 1691–1781)主教(他曾就读杜埃大学英语学院)把《兰斯、杜埃圣经》彻底修订(1749–1752年出版),才成功地把这个译本引回英国本土。《兰斯、杜埃圣经》是拉丁文《武加大圣经》最重要的英文译本。
  • {英文}《英王钦定本》(或称《钦定本》、《英王詹姆斯圣经》;Authorized Version, or King James Version;简称AV或KJV)

    《钦定本》是继《大圣经》(Great Bible, 1535年)和《主教圣经》(Bishops’ Bible, 1568年)后,第三部得到英国国教会(圣公宗)官方批准使用的圣经。英王詹姆斯一世(King James I, 1566–1625)启动这个译经项目的主要原因是,信徒(特别是清教徒)经常使用当时的圣经译本来攻击他的施政和当时的教会体制,因此他希望新的译本的用词等方面能符合英国国教的管理和牧养方式,反映国教的主教制度。《钦定本》除了有39卷旧约、27卷新约外,也包含14卷次经。《钦定本》是英语世界极受推崇的圣经译本,其影响力远远超越英国本土和英语世界。18世纪和19世纪的英国传教士都带着《钦定本》到海外工场,当中从事圣经翻译工作的,都采用《钦定本》作为翻译蓝本。事实上,从全球圣经翻译历史来看,很多受过英国统治的地方,当地语言的第一代圣经译本都是翻译自《钦定本》。在中文圣经翻译史上,20世纪前的译本几乎都是以《钦定本》为基础的。
  • {希腊文}公认经文(Textus Receptus)

    埃尔泽菲尔(Elzevir)是荷兰着名的出版商、印刷商和书商。1624年,埃尔泽菲尔家族中的两兄弟(Bonaventure and Abraham Elzevir)以伊拉斯谟、斯提凡奴和伯撒的版本为基础,出版了第一部希腊文新约圣经,并且深受欢迎。埃氏兄弟对其编制的经文成果相当满意,认为这是市面上所见最受公认的版本,故在第二版的序言中声称:「(读者现有的)这些经文是众所公认的(拉丁文为Textus Receptus),我们在此并无讹误。」这原是一句不经意的广告用语,却由于这轻型版风行一时。所谓「公认经文」,便成为往后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所标榜的口号。直至19世纪末以前,几乎所有新教的新约圣经都是翻自这个「公认经文」版本,或同属的经文传统,可见这口号背后所反映的,是一个在历史上曾久被公认、依循、甚至是迷信而不敢移易的通行传统。
  • 【天】{文言}白日升、徐若翰译本(Basset–Xu)

    【天】{文言}白日升、徐若翰译本(Basset–Xu)
    现存最早也是篇幅比较完整的中文圣经部分,是18世纪初由白日升(Jean Basset, 1662–1707)翻译的。来自法国里昂的白日升(另译:白日升、白日升、巴设),于1684年进入巴黎外方传教会神学院(Seminaire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翌年以传教士的身份先前往泰国,后到广州(1689年)。白日升在华的日子中,最重要的是他在四川的四年时间(1702–1706),他的圣经翻译工作就是在这期间展开和进行的。积极参与他的翻译工作的两位本地华人,也是在这几年间栽培出来的,即李安德(André Ly, 1692–1774)和徐若翰( Johan Xu, ? –1734)。李安德后来更成为司铎。从1704年至1707年12月期间,在徐若翰的倾力协助下,白日升将拉丁文圣经翻译成中文的文言体。据李安德在日记(用拉丁文写)中的记述,他们计划译出整部新约,但由于白日升离世,翻译工作只能停在希伯来书1章了。
  • 【天】{文言}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于1698年来华,他曾被委任为法国省耶稣会会长有13年之久。殷弘绪翻译次经《多俾亚传》,载于《训慰神编》(北京,1730年),章名《圣多俾亚古经原本》。殷弘绪并非直译《多俾亚传》,而是意译和扩写。
  •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入华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祖籍苏格兰,是首位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马礼逊1804年加入伦敦传道会,1807年在伦敦的一所苏格兰教会被按立为牧师。三个星期后,即1807年1月28日,马礼逊肩负着宣教使命,启程前往中国。四个月后,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抵达中国澳门,9月8日到达广州。
  • 【天】{白话}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古新圣经》

    【天】{白话}贺清泰(Louis Antoine de Poirot)《古新圣经》
    法国耶稣会会士贺清泰( Louis Antoine de Poirot, 1735–1813)于1770年来华,在北京朝廷里担任译员,并以宫廷画师身份留在北京。贺清泰精通中文和满文,在1750–1800年间,他根据当时《武加大圣经》,翻译成满文和中文。雍干年间,向社会上层(旗人及汉族士大夫)传教十分困难,传教士只能在下层社会中开拓空间。贺清泰选用当时北京比较口语化的官话形式(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遣词造句掺合北方俚语,表达简单、通俗和地道(例如把「饼」译成「馒头」)。这译本还附有大量注释和详细导言,题为《古新圣经》。按我们现存的资料可见,贺清泰并未完成整部圣经的翻译,只有当时《武加大圣经》73卷中的57卷:《新经》(即新约)是完整的,但《古经》(即旧约)部分欠缺多卷先知书和诗歌智慧书(如雅歌和耶利米哀歌)。然而,这译本已经是「思高译本」前最完整的天主教圣经译本。《古新圣经》提供了最早期和最庞大的白话文资料,是「清末以前中文世界以北京话书写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胡适),因此这译本不只是在圣经翻译研究上,甚至在汉语史的研究上,也是一部不可绕开之作。
  • {文言}马殊曼、拉撒译本(Marshman–Lassar)

    {文言}马殊曼、拉撒译本(Marshman–Lassar)
    1799年,英国浸礼会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7)与威廉・华尔德(William Ward, 1769–1823)和被誉为「近代宣教之父」的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在印度加尔各答郊外一个名为塞兰坡(Serampore)的小镇成立了差会,专注文字与圣经翻译工作。1800年间,有一名在澳门土生土长的亚美尼亚裔青年拉撒(Johannes Lassar, 1781–?)携带大批茶叶到加尔各答经商,后来他在学院里教授中文,更协助马殊曼翻译圣经。马殊曼与拉撒合译的《新约圣经》在1816年出版,然而其中缺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可能是因为马礼逊已分别在1810年和1811年出版了这两卷书。1816–1822年期间,他们完成了旧约圣经多卷的翻译。同年,新旧约合册以活版铅字印刷出版,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完整出版的中文圣经译本。然而,由于此译本的翻译工作不是在中国本土进行,且翻译过程很短,因此存在不少缺点。同时,译本行文欠缺中文的雅俗,译名的音译方式奇特,译文也不能达意通顺,中国读者理解起来也不容易。
  • {文言}马礼逊、米怜译本(Morrison–Milne)

    {文言}马礼逊、米怜译本(Morrison–Milne)
    1804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受伦敦传道会差遣为前往中国传教。在预备期间,他在伦敦跟广东人杨善达(Yong Sam‐tak,常音译为「容三德」)学习中文。在杨的协助下,马礼逊抄录从英国皇家学会借来的《拉丁文、汉文词典》抄本,并大英博物馆所藏、白日升未完成的新约译本手稿(当时不知道手稿的译者是谁)。1807年,马礼逊肩负着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使命,踏上前往中国的征途。他到达广州后,立刻开始翻译新约圣经。马礼逊的《新约》译文大部分参考天主教白日升的新约译本。由于他所采用的白日升抄本中的福音书是耶稣生平合参,所以他实际采用的部分主要是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部分(白日升的翻译只到希伯来书1章),而他最先出版的单行本也是《使徒行传》(1810年),之后才出版福音书。1813年,同为伦敦会传教士的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来到澳门,协助马礼逊的翻译工作。他们合译的旧约部分于1819年完成翻译。整部圣经于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共21卷,取名为《神天圣书》。
  • {文言}四人小组译本

    对一般读者来说,马礼逊的《神天圣书》的语言风格显得晦涩难懂,因此,在马礼逊去世(1834年)后,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便向伦敦会提出大规模修订中文圣经的请求。翌年(1835年),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联同麦都思、裨治文和郭实腊,向英国圣经公会建议新的中文圣经翻译计划。虽然这计划遭到英国圣经公会拒绝,但是他们的重译(或修订)工作继续进行。1837年,在没有英国圣经公会的支持下,麦都思等人在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自行出版新约,名《新遗诏书》。由于此译本是由马儒翰、麦都思、裨治文和郭实腊四人合译,因此又称「四人小组译本」。1838年出版《旧遗诏圣书》,其中大部分书卷是由郭实腊独自完成。
  • {文言}麦都思译本(Walter Henry Medhurst)

    1816年,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被派往马六甲。他极具语言天赋,很快就学晓中文,约在1820年代末,已经开始进行圣经翻译的工作。然而在1830年代,他的译经工作却不被英国圣经公会及伦敦传道会接纳。麦都思认为当时的马礼逊译本实有彻底修改的必要,他主张中文圣经应考虑到中文的用字习惯,文字应简洁,并且留意行文的流畅。 但他在1836 年出版的福音书及使徒行传,却受到同属伦敦传道会的台约尔及伊云士批评。他们认为麦都思的译本未能忠于原文,他不该草率译经,应对原有马礼逊译本进行修订即可。他们的意见也影响了英国圣经公会对麦都思译本的看法。
    麦都思的翻译成果丰硕,1934年初版的《福音调和》,是重新翻译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的生平,以合参的方式出版。1939年的《创世历代传》,是中文与马来文双语版,为最早的中文与其他语言对照之圣经;同年于新加坡出版《约翰传福音书》。除了自行翻译外,麦都思也与他人共同翻译许多译本,如《四人小组译本》、《委办译本》、《南京官话译本》…等,为19世纪中文圣经翻译史上相当重要的一位人物。
  • {文言}委办译本、伦敦差会译本

    {文言}委办译本、伦敦差会译本
    19世纪中叶前,西方传教士的活动范围受限于当时满清政府的政策,主要局限在澳门、广州的小部分区域和海外华人侨居的地方。1842年,满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并开放五处港口,进行贸易通商。单在1842–1857年间,来华的传教士人数就增长了四倍,为在华的新教传播工作带来新景象。来自不同地区与差会的传教士认为,需要共同合作翻译一本圣经。1843年,英美两国的5个差会(伦敦会、美部会、马礼逊教育会、美国浸礼会、美国长老会)的代表,一共15人,在香港首次召开会议,并成立一个译经委办会。会议决定,以「公认经文」作为希腊文基础文本,修订当时的新约译本(主要是来自麦都思、郭实腊和裨治文的译本),并且重新翻译旧约。由于译本由各个差会的代表翻译和审閲,所以称为《委办译本》(Delegates’ Version)。
    新约部分于1850年完成,历时近十年。为了加速旧约的翻译进程,旧约翻译委员会重整,加入了一些新人。然而,由于委员会中出现人事不和,加上有认为新约文体过于典雅,建议旧约文体应该采用较浅白平易的文体,结果联合的译经工作完成至申命记9章后,伦敦会传教士决定离开委员会,自行筹组旧约部分的翻译工作。
  • {文言}太平天国译本

    {文言}太平天国译本
    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以郭实腊译本为依据,出版太平天国译本。洪秀全(太平天国领袖)曾接触过基督教文物,也曾师于罗孝全,故于定都之后出版圣经。太平天国译本作出了许多修正,包括:订正错字,采用较流畅的语句,避免在人名和地名的音译上使用禁忌性的用词…等。另外,因应太平天国的神学及道德原则,也作了些许的更动。
  • {文言}郭实腊译本(Karl F. A. Gützlaff)

    {文言}郭实腊译本(Karl F. A. Gützlaff)
    郭实腊(又名「郭士立」,Karl F. A. Gützlaff, 1803–1851),有「中国的使徒」之誉。1827年,郭实腊由荷兰传道会(Netherlands Missionary Society)派至东印度群岛学习马来文及中文,随后又展转到南洋其他国家,于1831年到澳门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郭实腊极赋语言天分,曾以暹罗文(泰文)、高棉文(柬埔寨文)、老挝文(寮文)翻译新约圣经,以日文翻译约翰福音。不过他在中文圣经的翻译上最为积极、投入。郭实腊的翻译工作多与麦都思合作。1836年于新加坡出版的《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则是他修订麦都思的新约译本之作。1830年代,麦都思与郭实腊一同参与旧约的翻译,直至1840年代初,麦都思较多专注在《委办译本》 的翻译上,郭实腊则独立完成余下的部分。《旧遗诏书》(摩西五经)于1846年在宁波出版;《旧遗诏圣书》于1855年在香港由郭实腊所成立的福汉会出版。
  • {文言}罗孝全译本(Issachar Jacob Roberts)

    美国浸礼会真神堂(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 1802–1871)于1837年入华,后加入美国浸信会差会。1860年,罗孝全翻译《路加福音》并附注释。
  • {文言}基律译本(Charles W. Gaillard)

    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基律(Charles W. Gaillard, ?–1862)的使徒行传注释的经文,是以《委办译本》为基础翻译的。
  • {文言}慕维廉译本(William Muirhead)

    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 1822–1900)于1847年入华,是着名上海墨海书馆创办人之一,于1860年翻译和出版《诗篇》。
  • 【正】{文言}卡尔波夫译本(Gury Karpov)

    俄罗斯正教第十四届(1858–1864)修士大司祭固里・卡尔波夫(Gury Karpov, 1814–1882),在本地同工的协助下,翻译《新遗诏圣经》(1864年)。
  • {文言}禆治文、克陛存译本(Bridgman–Culbertson)

    {文言}禆治文、克陛存译本(Bridgman–Culbertson)
    新教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对《委办译本》之译经原则持有异议,遂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 1819–1862)另行翻译整部圣经。他们最早在1854年出版了罗马书,于1859年完成新约,1862年完成旧约。裨治文在1861年逝世,由克陛存独立翻译当时余剩的旧约部分(以赛亚书至玛拉基书)。不过克陛存也在1862年逝世,故两人皆未能看见完整版本的出版(1863年,上海)。此译本虽与《委办译本》持不同的译经原则,但在圣号、标点、语句模式上,则与1850年的《委办译本》 相仿。另外,虽然此译本为重新翻译,但在1863年出版的耶利米哀歌,不知何故,其内容与《 委办译本》完全一样。尽管裨治文和克陛存译本未曾获得如《委办译本》的高评价,不过当新教传教士翻译日文圣经时,也参考了当时的中文圣经(尤其是此裨治文、克陛存译本),使中文圣经在日文圣经的翻译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 {文言}胡德迈译本(Thomas Hall Hudson)

    {文言}胡德迈译本(Thomas Hall Hudson)
    英国浸礼会传教士胡德迈(Thomas Hall Hudson, 1800–1876)于1844年奉派来华宣教,虽于1855年脱离浸礼会,仍以独立传教士身分留华服事。胡德迈在圣经翻译上倾向直译。1850年在宁波出版的《马可福音传》,是以马殊曼和拉撒的马可福音为基础进行修订。1867年出版新约圣经《新约传汇统》。
  • {白话}韦廉臣译本(Alexander Williamson)

    英国新教伦敦传道会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 1829–1890)于1855年入华,创立着名的「同文书会」(1884年),后改名为「广学会」。于1867年出版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官话版。
  • {文言}高德、罗尔梯译本(Goddard–Lord)

    {文言}高德、罗尔梯译本(Goddard–Lord)
    1848年,高德(Josiah Goddard, 1813–1854)来华,与同为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的粦为仁(William Dean, 1807–1895),以马殊曼译本为依据,修订了约翰福音,并前后出版了创世记(1850年)、出埃及记和马太福音(1851年)、福音书和使徒行传(1852年)。其中1851年在宁波出版的马太福音,附有一幅巴勒斯坦地图,为现存最早附有地图的中文圣经。1853年,整部新约《圣经新遗诏全书》在宁波出版。后来,高德因健康状况不佳,于1854年逝世,旧约圣经只翻译了创世记至利未记。旧约剩下的部分由美国浸礼会来华宣教士罗尔梯(Edward C. Lord, 1817–1887)完成。罗尔梯不仅完成了旧约圣经余下的部分,也对高德先前的译本进行了修改。1868年整部圣经《圣经新旧遗诏全书》在香港出版。
  • {文言}倪维思译本(John Livingstone Nevius)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思(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于1854年入华,在浙江和山东一带传道,翻译了马可福音(1862年)和使徒行传(1865年),并附有注释。
  • {文言}粦为仁译本(William Dean)

    美国浸礼会传道士粦为仁(William Dean, 1807–1895),于1834年被派往暹罗(泰国)传道,建立的曼谷浸信会心联堂(1836年),为史上第一间华人基督教会。他于1842年前往香港,1843年开始参与《委办译本》的译经工作。后来虽因译名及翻译理念不同,美国浸礼会退出该翻译工作,粦为仁仍继续自行译经,并撰写福音书注释。浸礼宗传教士按照浸礼宗的译名(例如以「搵礼」翻译「水礼」)以及原则翻译的译本,最早的成果就是粦为仁的圣经译本。粦为仁在香港先后出版了他独立的译作:希伯来书(1948年)、使徒行传(1949年);另外也出版了他与同为浸礼会传教士高德合译的译本:创世记(1850年)、出埃及记(1851年)…等。1845年,粦为仁因健康欠佳,返美休养;1864年,见身体好转,即申请复职,回到曼谷,继续传道及圣经翻译工作,《新约圣书》(1870年)于香港出版。
  • 第一届「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1877年5月10–24日)

    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目的是为协调在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加强各传教士之间的交流与联系。会上决定要成立教科书委员会,编写教材。到1890年,出版了三万册教科书,有近六十种,多是宗教教材,也有其他学科(如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编纂目的是强调宗教的重要性,避免科学和宗教对抗,将科学与宗教结合起来。
  • {文言}雷音百译本(Joseph Anderson Leyenberger)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雷音百(Joseph Anderson Leyenberger,生卒不详)于1866年入华,翻译了加拉太书并附注释。
  • {白话}《北京官话译本》(Peking Mandarin Version)

    {白话}《北京官话译本》(Peking Mandarin Version)
    1861年,英国圣经公会建议华北的传教士组成委员会,翻译适合华北的官话译本;美国圣经公会亦支持此翻译工作。委员会成员来自五个不同的差会:英行教会的包尔腾、英国伦敦会的艾约瑟、施约瑟、美国公理会的白汉理和美国长老会的丁韪良等。他们以《南京官话译本》为翻译基础,1866年出版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1872年出版了新约译本,一般称此译本为《北京官话译本》。1860年代出版了数本试行本,经大量修改后,于1870年代定稿。不过,在翻译的过程中,圣号的译法一直无法达到共识(分别有「神」、「上帝」、「天主」、「真神」的版本)。1878年,英国圣经公会首次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约瑟的《旧约官话译本》(1874年)于上海合并出版,为《和合本》之前华北地区最普遍使用的官话译本。
  • 【正】{文言}高连茨基译本(Flavian Gorodetsky)

    俄罗斯正教修士大司祭弗拉维昂・高连茨基(Flavian Gorodetsky, 1840–1915)在北京期间,从俄罗斯文翻译了《圣咏经》。
  • {希腊文}韦斯科特、霍特《希腊原文新约圣经》(Westcott–Hort, 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

    自17–19世纪期间,相当数量的新约手抄本陆续被发现。由于这些手抄本所属的年期远比之前发现的更为古远,故自然也更可靠。但问题是,这些手抄本所载录的经文往往与当时的「公认经文」多有出入,要接受那久被公认为权威的传统原来是错的,实非易事。在最近两个世纪,不少学者尝试以新的抄本发现为基础,去编纂新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其中最革命性的,是两位英国剑桥学者韦斯科特(B.F. Westcott, 1825–1901)和霍特(F.J.A. Hort, 1828–1892)的成就。经过长达28年(1853–1881)的努力,他们终于出版了一套两卷的The New Testament in the Original Greek,卷一为希腊文经文;卷二包括珍贵的引言和附录,清楚阐明其鉴别原则。英文的《修订本》(RV)和中文的「和合本」翻译项目,正是以这个希腊文版本为依据的。即使在今天的内斯特莱、阿兰《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和联合圣经公会的《希腊文新约圣经》,都可以看到韦斯科特和霍特的影响。
  • {文言}陶锡祈译本(Samuel T. Dodd)

    美北长老会传教士陶锡祈(Samuel T. Dodd,生卒不详)于1861年入华,翻译有一些新约书信(包括希伯来书、哥林多后书、雅各书和约翰一二三书)并附注释。
  • 【天】{白话}王多默译本

    王多默(又名王思默,生卒不详)于1873–1883年间至少翻译或出版了四福音书(圣玛窦圣史、圣玛尔谷圣史、圣路嘉圣史、圣若望圣史)和圣路嘉门徒圣史(即宗徒大事录)。这是近代最新发现的古中文译本之一。
  • 【天】{文言}许彬译本

    许彬(字采白,?–1899)为在上海徐家汇工作的华籍耶稣会司铎,曾出任藏书楼主管司铎。翻译有四福音书(圣马窦万日畧经、圣玛律谷万日畧经、圣路加万日畧经、圣若望万日畧经),附有序言和释义。这是近代最新发现的古中文译本之一。
  • {文言}杨格非浅文理译本(Griffith John)

    {文言}杨格非浅文理译本(Griffith John)
    1855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来华,他在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有「华中宣教之父」和「街道布道家」的美誉。杨格非擅长将圣经翻译成浅文理体,即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使平民大众也可以理解。其实,他早于1877年的第一届来华传教士大会就已经提出以这种文体翻译圣经。他的浅文理马可福音早于1883年出版,而全本新约圣经则于1885年出版。旧约部份只翻至雅歌。
  • {英文}《修订本》(Revised Version;简称RV)

    自1611年《钦定本》(KJV)圣经面世以来,有不少人尝试作出修订,但只有由英国国家教会启动的《修订本》才算是《钦定本》的官方修订版本。除了英文风格和对经文的理解需要修订外,原文文本(特别是《新约》)也出现了变化,修订译文的迫切性很大。在17世纪,已知的新约圣经抄本数目和质量都比较有限。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随着考古学的发现和对抄本评估的新结论,学者对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有了新的见解和出版,特别是韦斯科特、霍特的《希腊原文新约圣经》(1881年)。然而,《修订本》并未有广泛地被接纳,主要是因为英语信徒已经深受《钦定本》影响,而一般英语读者认为《修订本》的英文风格晦涩生硬。不过,19世纪的中文「和合译本」翻译计划是以《修订本》为主要蓝本的。《修订本》原来工作主要是英国学者参与的,来自美国的学者虽然也有参与讨论,但他们很多见解都不被接纳(只见于附注)。之后,美国教会于1901年出版了《美国标准版》(ASV)圣经。
  • {文言}包尔腾、柏汉理译本(Burdon–Blodget)

    {文言}包尔腾、柏汉理译本(Burdon–Blodget)
    1886年,英国圣公会传教会的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 1826–1907)与美国公理会的柏汉理(Henry Blodget, 1825–1903)以官话译本为基础,共同合译出版浅文理(半文言半白话)的马太福音,同年出版罗马书和哥林多前书。1889年于福州出版的《新约圣经》,是依据《北京官话译本》 重译为浅文理而成,两者语句方式相同,为《和合本》 计划前,最后一部浅文理新约译本。
  • 第二届「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1890年5月7–20日)

    这次大会在上海召开,有来自37个宗派和教会团体的四百多位代表参加。大会决定翻译一部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合译本,包括文理版和官话版。
  • 【天】{文言}德如瑟译本(Joseph Dejean)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德如瑟(Joseph Dejean, 1834–1901)于19世纪下半叶入华,在1892–1893年间,从拉丁文圣经翻译四卷福音书(由香港纳匝肋静院出版),并附有注解,为中国天主教会最早出版的四卷福音书。
  • {白话}施约瑟官话译本(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是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在1859年来华传教,是首位将旧约圣经直接从希伯来原文翻译成北京官话的学者。他最早参与的圣经翻译工作,是1861年由英国圣经公会所建议的《北京官话译本》翻译计划。施约瑟的旧约官话译本,最早出版的是创世记(1866年),此书的圣号采取天主教的译法(「天主」、「耶和华」)。接续又出版了诗篇、摩西五经,最后是整部旧约圣经。1878年,他的旧约译本与《北京官话译本》新约合并出版;而他自己的旧约译本也多次再版。1881年,施约瑟身体因病瘫痪,之后他一直在修订自己的旧约官话译本,同时也进行《北京官话译本》新约的修订工作,并在1896年出版新约修订本。1908年,施约瑟所修订的《北京官话译本》新约与他的旧约一同在上海印行,附上串珠和地图,为史上第一部附串珠的完整通用语言圣经译本。
  • 【天】{文言}李问渔译本

    耶稣会会士李问渔(1840–1911),原名李浩然,字问渔,江苏川沙人,出生于天主教世家。李问渔毕业于耶稣会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后,加入耶稣会修道,1869年晋升为司铎。李问渔学习法文、拉丁文、科学、哲学和神学。翻译有四福音书(1897年)附注释,以及宗徒大事录(1887年)。
  • {文言}湛约翰、韶玛亭译本(Chalmers–Schaub)

    {文言}湛约翰、韶玛亭译本(Chalmers–Schaub)
    英国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湛约翰(John Chalmers, 1822–1899)1852年先到香港,1859年再赴广州,与1874年来华的巴色会传教士韶玛亭(或称「韶泼」、「韶波」、「沙牧」,Martin Schaub, 1850–1900),在1897年合译了一部《新约全书》。由于湛约翰和韶玛亭都是《和合本》深文理译本计划的译者,他们的译本对《深文理和合译本》和《浅文理和合译本》有很具体的影响。
  • {希腊文}内斯特莱《希腊文新约圣经》(Nestle,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20世纪之前最通行的袖珍本《希腊文新约圣经》,是由埃伯哈德・内斯特莱(Eberhard Nestle, 1851–1913)主编,由符腾堡圣经公会(Württemberg Bible Society)出版的(1898年后转为Stuttgart出版)。内斯特莱比较当时三本主要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在正文的都是三个版本共同支持的,又或至少得到两个版本支持的(另一个语句则放在校勘栏里)。多年来,内斯特莱的《希腊文新约圣经》一直续版,到1927年由他儿子尔文・内斯特莱(Erwin Nestle, 1883–1972)接续印行第十三版,并附有更详尽的校勘栏(载有更多的手抄本、译本及教父着作的文献证据)。虽然在往后的版次都有作出许多修改,但大体上仍沿用埃伯哈德・内斯特莱的模式。内斯特莱的版本对圣经翻译没有太大的影响。
  • {白话}杨格非官话译本(Griffith John)

    {白话}杨格非官话译本(Griffith John)
    1855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来华,他在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有「华中宣教之父」和「街道布道家」的美誉。杨格非擅长将圣经翻译成浅文理体,即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使平民大众也可以理解。由于《北京官话译本》(1872年)带有北方口语,不适合其他地区使用,于是,大英圣书公会、美国圣经会和苏格兰圣经会在1877年请求杨格非翻译一部适合华中地区的官话译本。杨格非的官话译本(也被称为「华中官话译本」)是以他的浅文理译本为蓝本的,官话新约由苏格兰圣经会于1889年在汉口出版,其后诗篇和箴言也在1898年出版。
  • {英文}《美国标准版》(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简称ASV)

    英文《修订本》(Revised Version)主要是英国学者的译经成果,虽然当时也有一些美国人参与翻译工作,但他们的很多意见都没有被采纳(只见于附录)。根据合同约定,美国人承诺在《修订本》销售至少14年之后,才出版他们自己的译本。这么做主要是希望能为《修订本》提供充足的时间去立足并超越《钦定本》。事实证明,至少对英国圣经读者而言,《钦定本》的影响是根深柢固的。一般认为,虽然《美国标准版》和《修订本》都是十分直译的译本,但《美国标准版》的可读性比《修订本》高。事实上,《美国标准版》面世不久,很快就被公认爲远超《修订本》。这两部译本其中一个很注目的差异是对上帝名字(希伯来文音译:YHWH)的翻译,《钦定本》和《修订版》都偶尔使用Jehovah(「耶和华」)这个称谓(只有十多次出现),但《美国标准版》则是大量使用(六千多次)。
  • {文言}施约瑟浅文理译本(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文言}施约瑟浅文理译本(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是出生在俄罗斯帝国的犹太人。他在1859年来华传教,在1860年代就已经参与《北京官话译本》的翻译工作。在1877年的来华传教士大会,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提出浅文理译经的取向。1886年,在北京及天津的传教士也提出请求,要求成立委员会,进行浅文理中文圣经的翻译。可是,这个提议却未获得英国圣经公会及美国圣经公会的积极回应。即便如此,从那时起一直到20世纪初,仍出现不少浅文理译本。1882年,施约瑟在完成官话译本的修订之后,便着手浅文理圣经的翻译。其实他在之前,1880年于上海出版的诗篇(为他之前翻译《公祷书》的一部分),便可说是历史上首次出版的浅文理圣经译本。他在1894年完成初稿,1898年于日本东京出版新约,1899年于南京出版摩西五经,1902年在上海合并出版新旧约。此译本经数次修订、再版,有些版本是加上串珠的(部份串珠的工作由他的助手莲英完成)。由于施约瑟在翻译此译本时,身体先前因病瘫痪,他只能以一只手指或是手持棒子在打字机上按键,所以此译本又称为「一指版圣经」。
  • {文言}《浅文理和合译本》

    {文言}《浅文理和合译本》
    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各宗派机构决定共同修订出版可供所有教会使用的联合译本,称为《和合译本》。此计划包括三个版本:深文理、浅文和官话译本。大会分别为此成立三个委员会,且决定三者的关系是「圣经惟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其中浅文理译本最早完成,是修正最多的译本,它的译法取向接近当时的湛约翰和韶玛亭译本(在一些试行本的序言中也提及参考此译本)。1897年开始陆续出版试行本:《新约释要》(1897年)、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1897年)、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1898年)、使徒行传至哥林多前书(1899年)、希伯来书至启示录(1899年)。1900年哥林多后书至腓利门书的试行本出版,《浅文理和合译本》的翻译工作也完成了。然而,在1907年,由于当时中国白话文运动的普级,传教士会议决定将深文理和浅文理译本计划合并,只出版深文理译本。
  • {白话}文书田译本(George Owen)

    英国新教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文书田(George Owen, 1843–1914)于1865入华,曾参与修订官话新约圣经,译有《约翰达众一二三书》(1904年)。
  • {希伯来文}《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第一版

    现代《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的第一版,一般称为《希伯来圣经基特尔第一版》(Biblia Hebraica Kittel,简称BHK1)。第二版于1913年出版,一般称为《希伯来圣经基特尔第二版》(简称BHK2)。这两个版本均由圣经学者基特尔(Rudolf Kittel)主编,由莱比锡(Leipzig)的J.C. Hinrichs出版社出版。两版的正文均取自《拉比圣经》(1525年;参条目)的文本。
  • 第三届「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1907年4月25日至5月8日)

    虽然第三届传教士大会的焦点是新教教会的整体合一,但大会依然十分重视「和合译本」的翻译工作。在这方面的主要议题有两个,一是浅文理和深文理《和合本》新约译本的合并,另一是官话(白话)译本和文理(文言)旧约译本的翻译。
  • {文言}严复译本

    在英国圣经公会邀请下,着名中国翻译家严复(1853–1921)翻译了马可福音首四章。严复的翻译以英文《修订本》(RV)为基础,也参考了当时的新约文理译本。这译本于1908年印行,原拟是参考性质的试译本,而不是最终的版本。
  • 【天】{文言}英诺肯提乙(Innokentii of Beiguan)

    【天】{文言}英诺肯提乙(Innokentii of Beiguan)
    英诺肯提乙(Innokentii of Beiguan, 1864–1931)是俄罗斯正教会北京传教士团第十八届(1896–1931)的修士大司祭,也是该宗在华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领导者。英诺肯提乙以固里・卡尔波夫的译本为基础进行修订,于1910年出版了新约圣经,名为《希腊新约圣经原文》。
  • {文言}《文理和合译本》(深文理)

    {文言}《文理和合译本》(深文理)
    1890年举行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其中一项重要议决是启动「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程。在「圣经惟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大原则下,大会决定根据当时国内汉语的不同形式,将圣经翻译成三个版本: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即国语)。然而三个版本在进行时,其翻译的取向和成果却是明显不同。其中深文理译本主要是对《委办本》的修订。委员会盼望能忠于原文,同时以流畅的中文表达,尽量避免在译经上的三个错误:太过字面、太过儒家化和以「解释」取代「翻译」。新约于1907年出版(修订版于1908年出版),旧约译本于1915年12月完成。不过为了与《官话和合译本》协调,因而延迟出版。1919年《文理和合译本》(新旧约全书) 于上海出版,此译本的流传并不普遍,最后一版于1934年出版。
  • {白话}《官话和合译本》(简称《和合本》)

    {白话}《官话和合译本》(简称《和合本》)
    1890年举行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其中一项重要议决是启动「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工程。在「圣经惟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大原则下,大会决定根据当时国内汉语的不同形式,将圣经翻译成三个版本: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即国语)。在《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员参考了当时几个重要的译本,在新约方面包括北京译本(1872年)、杨格非(1889年)、南京译本(1856年),在旧约方面包括施约瑟主教的译本。事实上,官话和合本的委员会一直都认为这项工作是「修订」,并且主要以北京译本为基础。《官话和合译本》在1919年面世时,适逢白话文运动,社会提出废除旧文学(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国语),因此这个译本迅速成为国内的标准圣经译本。
  • 【天】{白话}萧静山译本

    【天】{白话}萧静山译本
    1918年,耶稣会士萧静山(1855–1924),根据拉丁文圣经翻译,按照希腊原文进行修订,出版了四福音,随后由直隶东南耶稣会(献县)出版了《新经全集》(1922年)。本书是天主教首部国语新约译本,也是20世纪上半叶最受欢迎的天主教中文圣经,影响深远。译本出版时也正值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译本用中国通用语言国语进行翻译,译文通顺简洁,每一章经文后附有注释,因此迅速成为中国天主教当时较为通行的译本,之后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多次再版重印。1981年11月,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议决定印刷《新经全集》,这是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近代最早使用的中文圣经。近年有(新教)出版社自行出版包括有萧静山译本和李山甫等人译本的对照版,但没有保留原貌,而是大量改动人名、地名、圣名和宗派术语等的译法。
  • 【天】{文言}卜士杰译本(Pierre Louis Bousquet)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卜士杰(Pierre Louis Bousquet, 1874–1945)于1897年入华,在贵州一带传教,后在广州修道院任教。卜士杰的翻译有新约的公函和《若翰默示录》,并附书卷序言和注解,由香港纳匝肋静院出版(1923年)。
  • 【天】{文言}何雷思译本(Marie-Louis Félix Aubazac)

    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何雷思(Marie-Louis Félix Aubazac, 1871–1919)于1894年入华,在广州传教,翻译了圣保禄和其他宗徒的公函,是天主教会第一部中文译本,由香港纳匝肋静院出版(1913年)。
  • {白话}赛兆祥、朱宝惠译本(Absalom Sydenstricker、朱宝惠)

    美南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于1880年入华,在江苏一带传道,曾短暂参与《和合本》的翻译工作。退出翻译委员会后,他与南京金陵神学院朱宝惠(1889–1970)合译新约圣经。赛兆祥的女儿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 {文言}李启荣译本

    广东新会人李啓荣为早年鲜有接受西方专业训练的圣经学者,在梧州建道圣经学院任教期间,从希腊文原文以浅白的文言文翻译了雅各书。
  • {白话}王宣忱译本

    {白话}王宣忱译本
    山东人王宣忱(1879–1942,原名王元德),曾以狄考文翻译助手的身份,参与《官话和合译本》的翻译工作。期间,已有重新翻译圣经之意。1931年,他以《美国标准版》(ASV)为蓝本,同时参考几部中文译本,开始译经。他的译本由中华基督教会青岛分会出版(1933年),是第一部完全由中国人独立翻译刊行的《新约全书》。
  • {白话}朱宝惠译本

    {白话}朱宝惠译本
    赛兆祥、朱宝惠译本出版后,两人都感觉有重译的需要,可惜赛兆祥不久病逝,重译工作落在朱宝惠一人肩膀上。朱宝惠为山东人,先后毕业于金陵神学院(1912年)和东南大学,跟随赛兆祥和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2–1962)学习希腊文,后在金陵神学院任讲师,教授新约希腊文。朱宝惠译本还附有甚为丰富的注释和附录,可算是第一部完整的新约圣经研读本。有说朱宝惠还完成了部分旧约圣经。
  • {希伯来文}《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第三版

    现代《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的第三版,一般称为《希伯来圣经基特尔第三版》,简称BHK3。与之前两个版本不同,第三版的正文取自《列宁格勒抄本》(Codex Leningradensis [B 19A],公元1008),由着名圣经学者保罗・卡里(Paul Kahle)担任主编,符腾堡圣经公会(Württemberg Bible Society)出版。中文《吕振中译本》的旧约部分正是以这版本为依据的。
  • {白话}郑寿麟、陆亨理译本(郑寿麟、Heinrich Ruck)

    {白话}郑寿麟、陆亨理译本(郑寿麟、Heinrich Ruck)
    广东潮阳人郑寿麟(1900–1990),早年留学德国,是中国最早的德国研究专家。回国后,郑氏曾在四川大学等几个高等院校教学。他后来移居台湾,担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兼德国文学研究所主任。1939年,郑氏与德国宣教士陆亨理(Heinrich Ruck, 1887–1972)根据希腊文合译了《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并在北平出版,而合译出版的单行本有罗马书(1933年)和诗篇(1940年)。
  • 【天】{文言}马相伯译本

    【天】{文言}马相伯译本
    江苏人马相伯(1840–1939)早年加入耶稣会,并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后来退出耶稣会,参与政治、外交和教育工作。1905年,他在上海创办复旦公学,任校长。1917年,马相伯离开公职,退隐上海徐家汇土山湾,译着天主教书籍。马相伯曾出版四福音合编的不同版本,后来再以文言文翻译福音书四卷,名为《救世福音》(1937年完稿,1949年出版)。
  • 【天】{白话}李山甫(György Litványi)等人

    【天】{白话}李山甫(György Litványi)等人
    1949年,耶稣会会士李山甫(György Litványi, 1901–1983)司铎、申自天司铎、狄守仁司铎和萧舜华先生,共同翻译和出版了《新经全书》。相对于同是参考希腊原文翻译成国语的萧静山译本(萧静山译本的译文通顺简洁),《新经全书》则尽量保留希腊文的风格,强调文笔的优美多过忠实性。两部译本都附有注释,但李山甫等人的译本附注没有萧静山多。李山甫等人在1940年翻译和出版了福音,1949年出版新约,1955–1956年间,使徒行传(宗徒大事录)和罗马书以单册印行相继出版。近年有(新教)出版社自行出版包括有萧静山译本和李山甫等人译本的对照版,但没有保留原貌,而是大量改动人名、地名、圣名和宗派术语等译法。
  • 【天】{文言}吴经熊译本

    【天】{文言}吴经熊译本
    国民政府高官吴经熊(1899–1986;浙江省宁波人,着名法学家,与蒋介石有私交),1938年开始以文言诗体的方式,翻译圣咏(是年呈蒋介石,蒋氏要求吴经熊翻译新约。此后,蒋氏修订了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和圣咏集),取名为《圣咏译义》(1946年初稿,1975年修订),《福音。附:宗徒大事记》和《新经全集》在香港出版(1949年)。
  • {英文}《修订标准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简称RSV)

    英文《修订标准版》是《美国标准版》(ASV)出版后近50年来最重要的译本。修订计划由美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发起,要在《美国标准版》的基础上作出修订,并尽量保留原来《钦定本》的出众之处。据说在出版的第一天,就卖了一百万册。在美国的许多教会中,它很快取代了《钦定本》和《美国标准版》。时至今天,《修订标准版》仍然很受学术界重视。然而,自久以来,美国新教教会中的福音派和主流教派壁垒分明,二者往往在政治和道德上采取显然不同的立场。《修订标准版》最具争议的译文是以赛亚书7:14(希伯来文音译almah)的翻译,把传统的virgin「童女」改为young woman「年轻妇人」。这引来福音派领袖十分激烈的批评,认为译者不接纳耶稣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教义。然而马太福音1:23依然采用「童女」的翻译,可见《修订标准版》并非如福音派阵型所说的。 《钦定本》和《美国标准版》的独特之处是,它们为「所有」(英语)教会提供了一个共通文本。然而,自英文《修订标准版》出版后,英文译本就往往被标签为「福音派」或「主流派」(或新派)。这是一个可悲的改变。
  • 【天】{白话}上海耶稣会徐汇总修院译本

    1953年,上海耶稣会徐汇总修院,分别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和香港公教真理学会出版《新译福音初稿》,译者不详。据称是依据默克(Merk)的《希腊文、拉丁文双语版》(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et Latine)翻译的,但也有说以萧静山译本为依据。
  • {拉丁文}沃兹沃斯、怀特《新约圣经》评注版(Wordsworth–White)

    《西克斯图斯、革利免版本》只是提供一个实用的版本供圣经翻译和教会使用,但没有展示和收录拉丁文抄本中的差异(校勘栏)。学术界实在需要一部评注版的武加大圣经。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承担了这个责任,在着名古典学家沃兹沃斯(John Wordsworth, 1843–1911)带领下,编辑委员会从1878年开始工作。后有怀特(Henry White, 1859–1934)加入,之后还有很多学者参与。由1889年到1954年期间,这个编辑委员会出版了三册新约圣经评注版(Nouum Testamentum Domini nostri Iesu Christi Latine, secundum editionem sancti Hieronymi)。
    旧约评注版由教宗庇护十世(Pope Pius X)发起,他委派罗马耶柔米本笃修道院的修士以《西克斯图斯、革利免版本》为基础来编辑(1926–1994),简称「本笃会版」(Benedictine edition)。
  • {白话}何赓诗译本(Martin A. Hopkins)

    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何赓诗(Martin A. Hopkins, 1889–1864)于1917年入华,他以早年由谢友王牧师翻译的约翰书信和注释为基础,再参考希腊原文重译。
  • {白话}毕范宇、顾敦鍒译本(Francis/Frank Wilson Price、顾敦鍒)

    毕范宇(Francis/Frank Wilson Price, 1895–1974)生于浙江嘉兴市,父母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毕氏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后,翌年返回中国(1922年),任教金陵神学院。他曾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翻译成英文。毕范宇曾与顾敦鍒教授(后来成为东海大学校长)于之江大学(Hangchow University,后纳入浙江大学)共事。后来,两人从希腊原文用现代风格的白话文合译腓利门书和八福,名为《新约试译:保罗致腓利门书》。译文和有关评论后来在The Bible Translator(1960 11/3:103)学刊刊登。
  • {白话}刘翼凌译本

    刘翼凌(1903–1994)牧师有「华人教会第一枝笔」的称号,曾根据几种英文和中文圣经译本翻译《新译约翰福音》。
  • {白话}许干泰译本

    许干泰(生卒不详)牧师从希腊原文翻译了部分约翰福音,并附有注释和串珠,名为《详译约翰嘉音》。
  • {希腊文}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新约圣经》(UBS, Greek New Testament)

    为配合全球圣经翻译人员对希腊文新约圣经愈益殷切的特别需求,在尤金・奈德(Eugene A. Nida)的推动下,联合圣经公会早于1955年就委任了一个国际性、跨宗派的委员会,开始筹划出版这样一个版本。委员会成员包括阿兰(Kurt Aland)、圣安德烈大学的布莱克(Matthew Black)、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梅茨格(Bruce M. Metzger)、芝加哥大学的咸格纳(Allen Wikgren)。在第二版(1968年)新加入的编辑委员有罗马圣经学院的马蒂尼(Carlo M. Martini),还有只暂短参与的拉脱维亚学者维维布斯(Arthur A. Vööbus),以及有超过四十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作为顾问。可见,在新约经文鉴别学的历史上,这部《希腊文新约圣经》是第一本广泛代表了不同宗派不同学者的评注版圣经。
    有别于内斯特莱、阿兰《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联合圣经公会这个版本为不同的翻译群体提供了一个更加适切的圣经鉴别文本,故所附的校勘栏只摘录某些较为重要的异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分别于1966年和1968年出版。
  • {白话}萧铁笛译本

    {白话}萧铁笛译本
    湖南长沙人萧铁笛(1898–1984),早年赴美国留学,曾任教于北京大学。抗日战争期间,他任职于大本营,战后出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首席顾问。萧铁笛后来弃政从文,并潜心翻译圣经。1959年,他开始用优雅的国语翻译新约(据说翻译自希腊文),但部分引用旧约的经文则保留了文言体翻译。萧铁笛译本在赵世光牧师的修订及协助下,在香港出版(1967年),取名《新译新约全集》。
  • 【天】{白话}思高圣经

    【天】{白话}思高圣经
    思高圣经是华人天主教会的官方圣经,译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工作始于20世纪中叶,由意大利方济会传教士雷永明(Gabriel Maria Allegra, 1907–1976)发起,先在内地(主要是北京)进行。期间成立了思高学会(1945年),后因中国大陆政治形势改变,思高圣经学会迁到香港(1948年)。译本先以分册出版,后来合册出版的修订工作从1961年开始,新约部分由李士渔神父负责,旧约则由多位思高学会成员负责。圣经全书于1968年12月8日圣母无原罪瞻礼日出版。1999年11月,为庆祝2000年禧年,思高圣经学会出版了禧年版《圣经》(新旧约合订本)。2012年9月又出版了横排版《圣经》。
  • {白话}吕振中译本

    福建人吕振中(1898–1988),香港大学毕业,后在燕京大学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获得神学士学位。1940年,吕振中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从事圣经翻译工作,以《新约希腊文圣经翻译》为蓝本翻译新约。翻译宗旨是要译文通顺易明,文句尽量接近口语化的国语,朗读时能够听得明白。译本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1946年),取名《吕译新约初稿》。1949年开始修订新约初稿,1952年香港圣书公会出版《新约新译修稿》。旧约翻译是根据《马所拉经文》、《撒玛利亚》等古卷,以及《亚兰文意译》、《拉丁文通俗》、《七十士译本》等译本而成,于1970年完成全本圣经出版。吕振中译本是首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
  • {英文}《新英文圣经》(New English Bible;简称NEB)

    绝大多数英文圣经译本都可追溯至《钦定本》,但《新英文圣经》相信是继《钦定本》后,第一本全新出版的英文译本。此译本由英国学者翻译,并由着名剑桥大学教授多德(C.H. Dodd)担任项目总监。有人认为,这是对英文《修订本》(RV)生硬文风的抗议工程。《新英文圣经》译文新颖、读起来津津有味,是20世纪初最优美的译作之一,有许多感人、具震撼力的段落。这译本不求直译(形式对等),而是强调意义相符,所以有别于传统的英文翻译,甚至在多方面作出大胆尝试。例如约翰福音1:1 “In the beginning the Word already was. The Word was in God’s presence, and what God was, the Word was”(起初,道已经存在。道在上帝的存在中,上帝是什么,道就是什么)。这虽然不像传统那样照字面翻译,但实际上更忠于原文的意思。约翰不是说「道」与上帝是同一位,而是「道」与上帝共享相同的本质。《新英文圣经》似乎比任何其他英译本表达得更贴切。 此译本于1989年作出修订,名为《英文圣经修订版》(Revised English Bible)。
  • {英文}《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简称NASB)

    《新美国标准版圣经》是美国福音派抗衡《修订标准版》(RSV)的第一个重要译本,项目由美国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负责。乐可门基金会是一个神学上比较保守的组织。《新美国标准版圣经》是英文《修订标准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的修订版,而不是《美国标准版》(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的修订版。这个译本直译的风格非常受保守派牧师的欢迎,很多时候只是简单地把希腊文转换成英文。但是由于可读性低,不太受会衆的欢迎。《新美国标准版圣经》还颇有古风,带着许多《日内瓦圣经》(Geneva Bible)的特色,例如每节经文缩排,以及使用斜体字来表示原文中没有的文字。《新美国标准版圣经》于1995年出版了修订版。
    《新美国标准版圣经》是中文《新译本》(1992年)的主要参考译本。
  • {白话}谢友王译本

    谢友王(1994年卒)牧师以手抄竖排方式出版了他的《约翰福音》翻译和注释。
  • 【天】{文言、白话}郭先广译本

    台湾天主教神父郭先广,分别以白话文和文言翻译箴言、广训(传道书、训道篇)、雅歌。
  • {英文}《好消息圣经》(Good News Bible;简称GNB或GNT)

    这个译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非以英文为主的信徒,希望能有一部英文译本以浅白的字句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这正符合美国圣经翻译顾问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博士一直推动的「功能对等」翻译手法。这种方法强调翻译的重点是意思上的对应,而非「原语词句和译入訽词句」的形式对应。《好消息圣经》的主要译者是美国圣经公会的布拉彻博士(Robert G. Bratcher)和一支顾问团队。
    由于行文易读易懂,《好消息圣经》深受非英文为母语的读者欢迎。世界各地的圣经公会(特别非英文为主的)都希望能为当地语言出版类似的译本,并且以这个英译本为翻译蓝本(如《现代中文译本》)。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语言和原着民语言,也会采用这些衍生自《好消息圣经》的地方语言译本为翻译蓝本。因此,从普世圣经翻译历史来看,《好消息圣经》是继《钦定本》之后,影响圣经翻译界最深远的英文译本。
  • {希伯来文}《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第四版

    现代《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的第四版,由斯图加特圣经公会出版(即德国圣经公会),一般称为《希伯来圣经斯图加特版》(Biblia Hebraica Stuttgartensia),简称BHS。与第三版相同,正文同样是取自《列宁格勒抄本》(公元1008年),并由卡尔・艾力格尔(Karl Elliger)和 威廉・鲁道夫(Wilhelm Rudolph)两位学者担任主编。校勘栏较之前的版本完善。绝大多数近代译本的旧约部分都是以这个版本为依据。1997年出版了一个第五印刷修订版。
  • {英文}《新国际译本》(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简称NIV)

    像《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ASB)一样,《新国际译本》是福音派对《修订标准版》(RSV)的另一个反应。然而,严格来说,《新国际译本》并非建基于《钦定本》的传统之上,而是另创一格。这个翻译项目有来自三个国家多个宗派约100位学者参与,都反映了美国福音派的影响。一般认为《新国际译本》的可读性高,但谈不上优雅。正因为可读性高,又有强大的福音派教会支持,亦深得英语世界读者欢迎。
    《新国际译本》于1984年出版了修订版。另参《今日新国际译本》(TNIV)。
  • {白话}《现代中文译本》

    这个译本以英文《好消息圣经》(GNB,又名Today’s English Version)作为翻译蓝本,采用现代普遍流行的白话文体,以「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则翻译而成,由许牧世、骆维仁、周联华、焦明及王成章等学者翻译。
  • {白话}《当代圣经》

    这译本基本上直译1971年出版的英文《生活译本》(The Living Bible),没有严格地与原文圣经校对。
  • {希腊文}内斯特莱、阿兰《希腊文新约圣经》第二十六版(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26th edition;简称NA26)

    内斯特莱版本(1898年,参条目)的不足之处在于,其文本并非根据实质抄本证据编纂,也未吸纳1930年代以来发现的大量新约蒲草纸抄本资料。当中有些抄本的年期早至主后二百年,这些证据定可为历来编定的文本提供更可观视野。内斯特莱版本发行至第二十一版(1952年),着名学者库尔特・阿兰(Kurt Aland, 1915–1994)加入编制工作(直至第二十二版,阿兰的名字才在首页出现)。到第二十五版,阿兰成为主编。阿兰应尔文・内斯特莱(Erwin Nestle, 1883–1972)的要求,审阅了评注校勘栏,根据原始抄本资料进行校对,扩充所引佐证数目。从1950年代开始,阿兰开始彻底修订文本,成果就是第二十六版《希腊文新约圣经》(1979年)。此版本影响很大,既成为新约研究的基础文本,也是近代新约圣经翻译的依据文本。
    在预备编制第二十六版的过程中,阿兰组成编辑委员会,与联合圣经公会(UBS)出版希腊文新约圣经的编委会相同。因此虽然内斯特莱、阿兰《希腊文新约圣经》和UBS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各有历史渊源,但发展至今,两个版本的正文基本上相同,但因使用对象不同,校勘栏展示的资料和详细程度也不同。
  • {拉丁文}《新武加大圣经》(Nova Vulgata)

    这是继《西克斯图斯、革利免版本》(Vulgata Sixto-Clementina, 1592年)后,天主教会官方出版的拉丁文圣经。这个版本的工作是原自第二次梵蒂冈会议,教宗保禄六世成立一个宗座委员会,目的是为教会和普世出版一部全新和具权威性的圣经。诗篇早于1969年面世,之后是新约(1971年),最后是全部圣经(包括次经,1979年)。有别于之前的版本,这个版本并非企图单纯重构原来4世纪的《武加大圣经》版本,而是更新背后的原文文本。编辑委员会先以两个评注版经文为基础,再按目前最可靠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抄本来作出修订,因此这个版本有些经文的词句并非未见于现存的拉丁文抄本。计划于1977年完成,名为Bibliorum Sacrorum nova vulgata editio,并且于1979年由教宗约翰保禄二世颁布成为天主教教会规范版本。2001年,梵蒂冈发表牧函(Liturgiam Authenticam),确立《新武加大圣经》为所有礼仪翻译工作的官方参考。1986年出版了第二版。
  • {英文}《新英王詹姆斯圣经》(New King James Bible;简称NKJB)

    《新英王詹姆斯圣经》基本上是《英王钦定本》(KJV)的更新版,某程度上翻译得更加贴近原文。但是在风格上,原来《英王钦定本》的风格尽失,因此很多人认为这个译本像《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ASB)多于原来的《英王钦定本》。英文《修订本》(RV)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新一代的希腊文新约版本,即韦斯科特、霍特的《希腊原文新约圣经》,但《新英王詹姆斯圣经》则以原来的「公认经文」(1633年)版本为依据,因此这个译本的参考价值相当低。
  • {希腊文}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新约圣经》第三修订版(UBS, Greek New Testament Third Correction Edition;简称GNT3c)

    鉴于联合圣经公会的《希腊文新约圣经》(UBSGNT)和内斯特莱、阿兰《希腊文新约圣经》(NA26)有同一个编辑委员会,也因为两个计划在很大程度上都深受库尔特・阿兰(Kurt Aland, 1915–1994)主导,两个项目的正文愈来愈相近。最后,GNT3(1975年)的正文与NA26(1979年)的正文在用字上几乎完全一致,只是在分段、拼字和标点等方面略有出入而已。之后,联合圣经公会在1983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第三版修订版(Third Corrected Edition,简称GNT3c),就将两者的差异更进一步减少。
    自此,两个版本的差异主要就在校勘栏方面:UBSGNT对于经常会影响圣经翻译的特定异文(UBSGNT4有1431处),提供了比较详细的文本佐证;NA比较详细地说明了文本传统(从NA26开始,超过10,000处异文),但是每处异文的文本佐证比较简略。
  • {白话}《新标点和合本》

    《新标点和合本》是对《和合本》极有限度的初步修订,主要范畴是:某些译名(如「尼哥底母」改为「尼哥德慕」),正异体字的统一,采用区分性别的第三人称代名词和现代中文标题等。《新标点和合本》可算是对《和合本》修订计划的中途站。
  • {英文}《新修订标准版》(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简称NRSV)

    这是英文《修订标准版》(RSV)的官方修订版。修订的目的,除了更新圣经研究的资讯,还有语言风格的改变。此外,社会上对性别的语言表达也影响到翻译。英文传统习惯使用he「他」来泛指男女(这种用法有时称为「男性主导的语言」),但到了1980年代,这就被视为一种性别歧视的语言表达。比较合宜的做法是用一种「中性语言」(gender inclusive language),例如采用复数“they”取替单数的“he”。《新修订标准版》是英文圣经翻译历史上,首部全面采用中性语言的译本。在很多方面(例如在保罗书信中把「弟兄们」改为「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改动或会迎合现代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但某些经文就产生很大争议,例如在提摩太前书3:2,《新修订标准版》把原来的“husband of one wife”(一个妻子的丈夫)改为“married only once”(只结一次婚的),明确强调男女都可以作监督。
    由于《新修订标准版》在学术上的认可性很高,所以在中文圣经翻译上是很重要的参考译本。
  • {白话}《新译本》

    这是第一部大规模由华人学者主导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由原文翻译,风格深受《和合本》影响。新约于1976年完成,旧约1992完成。译文质素参差,新约远胜旧约。
  • 【天】{白话}金鲁贤译本

    中国天主教上海教区的金鲁贤(1916–2013)主教,在1980年代开始以《耶路撒冷圣经》(La Bible de Jérusalem,1985年)为依据,翻译了新约圣经,期间也参考了其他中文圣经译本。金鲁贤的译本先以单行本出版:新经上(四福音)、宗徒大事录、保禄书信、给全体教友的信与启示录等。名为佘山修院的《圣经新约全集(注释本)》于1994年8月由上海天主教教区出版。之后,金主教再花了多年时间重新修订这个译本,2004年出版。
  • {白话}《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

    这个修订版特别参考了联合圣经公会的《希腊文新约圣经》第四版。
  • 【天】{白话}《牧灵圣经》

    由王凌、李玉等人从法籍于贺(Bernard Hurault, 1917–2004)神父的译本翻译而成,翻译工作主要在台湾和菲律宾完成。此译本声称由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并附上新旧约要点导论和灵修注释。2000年在中国内地发行。
  • {英文}《英文标准译本》(English Standard Version;简称ESV)

    《英文标准译本》是近代一部针对《新修订标准版》(NRSV)的福音派译本。出版社十字架道路(Crossway)购买了《修订标准版》的使用权,然后组织颇大的学术团队进行修订。有统计指出,《英文标准译本》与《修订标准版》的出入大概只有6–8%。《英文标准译本》强调在保持可读性的情况下尽量直译,并且摒弃《新修订标准版》。在翻译上,这是彻头彻尾的《修订标准版》的福音派修订版。
  • {白话}《恢复本》(Restoration translation)

    由李常受(Witness Lee,1905–1997)负责领导翻译,强调忠于圣经原文,是逐字、逐句、逐节的翻译,附注释。
  • {白话}中国内地译本

    译者和出版资料不详。主要在中国内地印行,以浅白流畅的现代中文翻译。
  • {英文}《霍尔曼基督徒标凖译本》(Holman Christian Standard Version;简称HCSV)

    《霍尔曼基督徒标凖译本》是美南浸信联会发起的译本,以《新英王詹姆斯圣经》(NKJB)为基础来修改。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对《今日新国际译本》(TNIV)的一种抗议。在某些方面,这部译本反映了福音派群体的解体,也可能是第一部以宗派名义出版的译本。显然,圣经再一次成爲政治和宗教的马前卒。这个译本是相当凖确的,但经文鉴别的处理手法十分保守,尽量沿用传统的文本鉴别决定。这个译本是《中文标凖译本》最重要的参考本,甚么可能是蓝本。《霍尔曼基督徒标凖译本》于2016年出版修订本,并改名为《基督徒标凖译本》(Christian Standard Bible;简称CSB)。
  • {英文}《今日新国际译本》(Today's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简称TNIV)

    《今日新国际译本》是《新国际译本》(NIV;1977年,1984年)的修订版,在美国福音派圈子牵起大风波。为了让表达更清晰,此译本采用了轻度的「中性语言」,例如把「八福」(马太福音5:9):“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sons of God.”(NIV1984;直译:缔造和平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改为“Blessed are the peacemakers, for they will be called children of God.”(…「孩子」),像这种轻微改动只是令句意更清晰,不涉及神学问题,却惹来很多美国福音派学者和牧师攻击,像几十年前整个福音派攻击《新修订标准版》(NRSV)一样。结果,出版社被迫停售《今日新国际译本》,在2011年出版另一个修订版。虽然修订版收回之前对某些经文的处理方式,但依然不能平复外界攻击,以致销售不如从前。自此,《新国际译本》独占英语市场的局面不再,有不少英文译本(如《英语标准译本》ESV和《霍尔曼基督徒标凖译本》HCSV)就是在这乱子中推出市场的。
  • {白话}《中文标准译本》

    《中文标准译本》由全球圣经促进会(Global Bible Initiative,前称 Asia Bible Society)和美南浸信会的霍尔曼圣经出版社(Holman Bible Publishers)合作翻译并出版。译文风格以中国大陆通用的普通话为主,采用很精密的电脑翻译协助程式,务求达至形式对等的最理想效果。
  • {白话}《和合本修订版》

    对《和合本》的修订工作,早于1950年代就有美国圣经公会的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博士尝试推动。无奈当时华人教会不同地区与群体对修订工作十分保留,因此没有实质的修订工作。直至1983年,联合圣经公会先后在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举行有关修订《和合本》的研讨会,当时教会领袖普遍认同有需要对《和合本》作出修订。1988年出版的《新标点和合本》可算是整个修订计划的中途站。较为具体的修订工作要到1990年才见成果,主要由联合圣经公会骆维仁博士和周联华牧师负责,也邀得金陵协和神学院的老师参与。《和合本修订版》新约部分于2006年出版,而全书于2010年面世。联合圣经公会洪放博士是这个项目的翻译顾问。《和合本修订版》又称为《和合本2010》。
  • {白话}冯象译本

    译者冯象(古英文专业)以教外人身分,从文学保育为出发点,参照英文译本《新耶路撒冷圣经》(New Jerusalem Bible),翻译了摩西五经(2006年)、智慧书(2008年)和新约(2010年)。译文典雅,有别于传统圣经译本。
  • {白话}《新普及译本》

    以浅白流畅的中文表达,翻译英文《新生活译本》(New Living Translation),并从原文加了审校。
  • {白话}简明圣经

    这译本是萧庆松牧师(Gene Hsiao)根据1984年的英文版《新国际译本》(NIV)和1977年的《新美国标准版圣经》(NASB),并参考其他中、英文译本,加以修改而成。现在只有新约部分和某些个别书卷。
  • {希腊文}内斯特莱、阿兰《希腊文新约圣经》第二十八版(Nestle-Aland, Novum Testamentum Graece, 28th edition;简称NA28)

    库尔特・阿兰(Kurt Aland, 1915–1994)的参与,为往后的抄本工作奠定重要基础。1959年,阿兰在任教的明斯特大学成立新约文本研究所(Institut für neutestamentliche Textforschung,简称INTF)。NA26只是INTF漫长希腊文新约文本研究的中间成果,最终成果是「主要评注版」系列(Editio Critica Maior,简称ECM)。由于希腊文新约圣经的证据太丰富,一直以来,所有希腊文新约圣经版本(包括NA26、GNT3c)的编纂工作只涉猎小部分抄本证据。ECM的目标是全面审查和考证每项证据,包括希腊文抄本、古译本和教父引文,并尝试重构抄本流传过程中的历史演变。
    新一版《希腊文新约圣经》NA27 (1993) 和 GNT4 (1993) 的改动只在校勘栏和其他方面,正文不变。但NA28和GNT5的大公书信就引入38处经文(涉及34节)改动,都是来自ECM的大公书信单行本的出版(1997–2005,分四册)。整个ECM出版计划预计于2030年前完成。因此,NA28和GNT5 (2012/2014年) 可说是这个最终成果的头盘。
  • 【天】{白话}乐仁译本

    由内地译者从西班牙文天主教圣经(La Biblia de Nuestro Pueblo)翻译而成。书中以「圣言诵读」及「偕主读经」(Lectio Divina)的方式,引导读者阅读圣经。乐仁译本主要以中国内地天主教读者为受众,目前出版了《新约圣经》(2014年)。
  • {白话}《新汉语译本》

    强调译文要忠于原文,并以规范的现代汉语为标准。翻译工作由1990年代开展,至今出版有《新约全书》(2010年)并附有大量译注,以及《五经》(2014年)。
  • {希腊文}联合圣经公会《希腊文新约圣经》第五版(UBS Greek New Testament, 5th edition;简称GNT5)

    参内斯特莱、阿兰《希腊文新约圣经》第二十八版(2012年)条目。
  • {白话}共同译本——四福音书

    「共同译本」(Interconfessional Version)是天主教与新教的译经合作计划。商讨会议早于上世纪60年代展开,但实质翻译工作要到80年代才开始,主要由骆维仁博士、周联华牧师和房志荣神父参与。现在只出版了《四福音书共同译本》。
  • {白话}《环球圣经译本》(前称《环球新译本》)

    这是1992年出版的《新译本》的大规模修订版,新约于2015年出版,旧约还在进行中。
  • {希伯来文}《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第五版

    现代《希伯来圣经》(Biblia Hebraica)的第五版,一般称为《希伯来圣经第五版》(Biblia Hebraica Quinta)。与第三版和第四版相同,正文同样是取自《列宁格勒抄本》(公元1008年),并由一个具代表性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纂工作。除了有更完善的校勘栏外,这个版本还把马索拉注释翻译成英文。这个版本还待完成。
  • {白话}《现代中文译本2017》

    这是1994年出版的《现代中文译本修订版》的修订版。修订范围主要涉及翻译上的一致性,使译本更适切地作为其他翻译工作的蓝本。
  • Period:
    1368
    to
    1572

    在万历神宗前的明朝皇帝有:洪武太祖、建文惠宗、永乐成祖、洪熙仁宗、宣德宣宗、正统英宗、景泰代宗、天顺英宗、成化宪宗、弘治孝宗、正德武宗、嘉靖世宗、隆庆穆宗

    明朝(1368–1644)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历经12世、16位王帝,国祚276年。在万历神宗(1563–1620;统治期:1572–1620)前的明朝皇帝有:洪武太祖(1328–1398;统治期:1368–1398);建文惠宗(1377–?;统治期:1398–1402);永乐成祖(1360–1424;统治期:1402–1424);洪熙仁宗(1378–1425;统治期:1424–1425);宣德宣宗(1399–1435;统治期:1425–1435);正统英宗(1427–1464;统治期:1435–1449);景泰代宗(1428–1457;统治期:1449–1457);天顺英宗(1427–1464;统治期:1457–1464);成化宪宗(1447–1487;统治期:1464–1487);弘治孝宗(1470–1505;统治期:1487–1505);正德武宗(1491–1521;统治期:1505–1521);嘉靖世宗(1507–1567;统治期:1521–1567);隆庆穆宗(1537–1572;统治期:1567–1572)
  • Period:
    1399
    to

    文艺复兴(14–17世纪)

    1453年,土耳其入侵拜占庭,那是君士坦丁大帝迁都拜占庭的1100年后的事。在这1100年里,希腊学术主要就只有在拜占庭才找到。希腊学术基本上从西欧几乎完全消失,教会和学术上都是以拉丁文为主。拜占庭遭到土耳其入侵后,希腊学者带着手稿纷纷逃到欧洲。五年后,一所欧洲大学(西班牙?)首次开设希腊文科。古希腊文文本(以至希腊文新约圣经)的重新发现,毫无疑问引发文艺复兴(14–17世纪)和后来的宗教改革(1517年)。
  • Period:
    1509
    to
    1547

    亨利八世(Henry VIII, 1491–1547)的统治

    英国的圣经翻译和出版工作,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下(1509–1547)有着重大的改变,那与他跟天主教的关系息息相关。亨利登基不久,便想把他妻子休掉而另娶新皇后(他一生曾结婚六次),此事遭罗马天主教会反对。亨利一意孤行,后来更将当时英国主教立为英国国教会(圣公宗)大主教,使英国教会脱离罗马教廷,自己成为英格兰最高宗教领袖。英国圣公会也就此诞生了!此外,他还在英国本土推行一连串宗教改革,以抗行罗马天主教,其中一项就是大力推动圣经阅读和翻译。着名的《大圣经》是第一部英国的官方圣经译本。
    虽然亨利八世带领英国脱离天主教,但英国依然有不少天主教徒。由于《大圣经》并没有包括次经部分,天主教对《大圣经》十分不满。
  • Period:
    1547
    to
    1553

    爱德华六世(Edward VI, 1537–1553)和圣公宗的成立

    亨利八世去世后,王位传给儿子爱德华六世(统治期:1547–1553),可惜他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但在短短9年里,英国再次经历另一轮的宗教改革,其影响延至今天。亨利八世虽然正式脱离罗马天主教的管辖,但他没曾宣布废除天主教教义或仪式,很多教会的礼仪和运作(包括教制细节)依然保留着一贯的天主教做法。然而,在坎特布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 1489–1556)的影响下,爱德华六世明显把英国教会变得更「更正教」,例如:废除神职人员的独身制度,废除弥撒(包括圣餐变体论),在圣餐中信徒能同享饼和酒(传统天主教做法是信徒只能领饼),并强调因信称义等改革运动突出的教义。沿用至今的英国圣公会《公祷书》,也是在这期间由克兰默撰写的。从此,圣公宗(Anglican)也正式诞生。
    英语Anglican大概是源自拉丁文ecclesia anglicana,原意是「英国式教会」(不是「英语教会」!),形容教会制度、礼仪传统和神学思想都源自或衍生自英格兰教会。
  • Period:
    1553
    to
    1558

    玛丽一世(Mary I, 1516–1558)

    时移世易,年少的爱德华六世去世(1553年),由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统治期1553–1558)登上王位。她扭转爱德华的新教趋势,将天主教定为国教。她开始部署焚烧圣经,并对境内新教徒进行残忍镇压。在任期间,她下令烧死超过280名宗教异见人士,此举动为她得到「血腥玛丽」(Bloody Marry)的绰号。直到1559年伊丽莎白一世即位,新教才又恢复地位。在玛丽一世的迫逼下,许多新教学者从英格兰逃到日内瓦,并在那里建立教会,着名的《日内瓦圣经》(1560年)就在那时候产生。
  • Period:
    1558
    to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 1533–1603)

    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期1558–1603)接续那有「血腥玛丽」之称的玛丽一世为英国君主,并重申基督新教为英国国教的地位。伊丽莎白一世这位新教徒登上王位,就轮到天主教学者逃亡欧洲了!就如日内瓦是英国新教徒的避难处,位于法国北部的杜埃(Douai)也成为英国天主教徒在欧洲的避难点。这促进了《兰斯、杜埃圣经》的诞生。在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45年间,《日内瓦圣经》出版了近100版次!甚至在《英王钦定本》问世50年后,《日内瓦圣经》仍然是英国最受欢迎的《圣经》。
  • Period:
    1572
    to

    (明末)万历神宗(1563–1620;统治期:1572–1620)

  • Period: to

    詹姆斯一世 (James I, 1566–1625)

    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后,詹姆斯一世(统治期:1603–1625)接上王位;这称号是他作为英格兰和爱尔兰皇帝的称呼。但在登基之前,他已经是苏格兰皇帝,称为詹姆斯六世(James VI)。
    詹姆斯一上任就收到来自国内清教徒(也是改革运动的支持者)领袖的请愿书,当中主要表达清教徒对当时英国教会(即圣公会)的不满,其中包括对英国教会中保留的天主教元素(例如在教会继续况用priest这个词)表示不满,又强调要将圣经普及化。詹姆斯借此机会推出一个译经计划,以取代当时十分普遍使用的《日内瓦圣经》。詹姆斯对这译经计划之所以那么雀跃,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在他统治苏格兰期间(37年),他可以见证苏格兰的长老会教制(而非主教制)对君主统治的社会威胁。长老会教制无疑鼓励社会中民主思想的产生,而他或多或少归咎于《日内瓦圣经》(甚至整个改革运动)那种潜伏的「反君主制度」意识形态。汉普顿法院会议决议:重新翻译整本圣经,译文要尽可能贴近希伯来原文和希腊原文;不带注释,且仅限英格兰教会在礼拜时使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学者获委派合作进行这个计划,这个译本就是《钦定本》(或称《英王詹姆斯圣经》,KJV,1611年)。
  • Period: to

    泰昌光宗(1582–1620;统治期:1620–1620)

  • Period: to

    天启熹宗(1605–1627;统治期:1620–1627)

  • Period: to

    崇祯思宗(1611–1644;统治期:1627–1644)

  • Period: to

    (清朝)皇太极太宗(1592–1643;统治期:1636–1643)

  • Period: to

    顺治世祖(1638–1661;统治期:1643–1661)

  • Period: to

    康熙玄烨(1654–1722;统治期:1661–1722)

  • Period: to

    雍正胤禛(1678–1735;统治期:1723–1735)

  • Period: to

    干隆弘历(1711–1799;统治期:1736–1795)

  • Period: to

    嘉庆顒琰(1760–1820;统治期:1796–1820)

  • Period: to

    道光旻宁(1782–1850;统治期:1821–1850)

  • Period: to

    第一次鸦片战争

    一直以来,清朝政府以独立自主国家自居,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后来英国向中国偷运鸦片,为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禁烟。林则徐在1839年3月抵达广州展开禁烟工作,6月3日在虎门外滩当众销毁,史称「虎门销烟」。翌年,英国政府为保护鸦片贸易,发动了鸦片战争,亦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先后攻陷舟山、虎门、厦门、宁波、吴淞、镇江等地,并霸占香港岛。道光皇帝遂决定接受英国条件议和。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8月4日,英国军舰驶达南京下关江面,进逼南京,索要赎城费300万银元。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南京条约》(随后,美国和法国强迫清政府分别签定各自的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涉及割地(包括香港岛)、赔款、五口通商和税款协商。在中华传教史方面,《南京条约》的重要性是,外国宣教士可在中国沿岸五个港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范围内自由传道,欧美差会纷纷派宣教士来华。
  • Period: to

    咸丰奕詝(1831–1861;统治期:1851–1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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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天国运动

    19世纪中期,清廷在对外战争中惨败求和、割地赔款,引起国人的愤慨。巨额的赔款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使人民更加穷困。因此,原来潜伏民间的反清会社便活跃起来,并促进了太平天国的起事。太平天国的领袖是广东花县人洪秀全,他目睹清廷的腐败、民生的困苦,遂利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创立「拜上帝会」,秘密进行反清活动。太平天国之乱是明清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战争,足迹遍及十八省。1864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即南京)陷落,标志着运动的失败。
  • Period: to

    第二次鸦片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延续,又称英法联军之役,是英国与法国欲谋取在华更大利益,组织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的战争。1858年,在英、法、美、俄公使的胁迫下,清朝被迫于6月13日和6月18日签订了《天津条约》,那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包括《中俄天津条约》、《中美天津条约》、《中英天津条约》、《中法天津条约》。在中华传教史方面,《天津条约》影响的重要性是,这些条约准许海外传教士(无论是正教、天主教或基督新教)在中国境内传教,不能被阻止。除《天津条约》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清朝碍于劣势,还接受了英、法所提的其他要求,加订了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860年),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其中包括准许外国人在中国招聘人口出洋做苦工;割让广东新安县(今香港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给英国。
  • Period: to

    同治载淳(1856–1875;统治期:1862–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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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载湉(1871–1908;统治期:1875–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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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统溥仪(1906–1967;统治期:1909–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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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民国成立(1911至今) 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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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1911年(农历辛亥年,清宣统三年)的中国、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制的全国革命。自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武昌起义爆发开始,至1912年清宣统帝下诏退位爲止。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始自2000年前秦朝时期开始的帝制,开啓了民主共和新纪元,使共和的观念深入中国人思想。
  • Period: to

    第一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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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话文运动

    文言文原是古人口语的摘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出现。然而,文言文同实际口语的距离越来越远,有碍人民识字学习。因此,历代有识之士都主张书面语同口语相一致,这正是新文学运动倡议的「言文一体」的精神。
    新文学运动,又称白话文运动,是中国的一场文学与语文的改革运动。自辛亥革命(1911年)之后,中国普遍有着各种改革旧有文化的思想。而新文学运动则主要起源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称为《新青年》),提倡民主与科学,批判传统纯正的中国文化。另一方面,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起源。随着「五四运动」(1919年)展开,当时全国弥漫着一片反传统、求革新的呼声,进一步推助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文言文作为旧文学工具,已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新时代及报章杂志的需求。加上西方新学术的刺激,一切新学术新思想必须以一种新文体方能表达流畅。
    其实,最早期的白话文文学可上溯明清白话文的创作,例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经典巨着。中国传统文学到了清末,似乎已发展到面临途穷求变的阶段。在这新文学运动的启发下,《官话和合译本》广为人用是指日可待的事实了。
  • Period: to

    五四运动

    狭义来说,「五四运动」是指发生于中国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1919年5月4日)。学生齐集天安门前,表达「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要求。他们举着写有「取消二十一条」(即日本强迫中国签订有关山东省的条约)、「还我青岛」、「严惩国贼」等口号的小旗,并有发表演说、游行示威等连串活动。这股学生运动的热潮从北京传到了全国各地,也从学生扩散到各阶层民众之中,而市民、工商业者也以游行、罢工等形式加入抗议运动。
    从广义来说,「五四运动」指1915–1926年之间在中国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学术自由,以西方民主(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科学思想(所谓「赛先生」,science)为引路者,探索中国的强国之路。
    「和合本」翻译项目的三个译本(深文理、浅文理和官话)的出版正好遇到这场运动。由于文言文对很多人来说,特别是新一代的年青作家来说,是古老过时而不适合现代的了。《深文理和合本》和《浅文理和合本》出版后不久亦不为人用。相反,在「五四运动」的思潮下,白话文学的重要性日渐增加,使《官话和合译本》拥有极广泛的普及程度,甚至超越基督教会之外。
  • Period: to

    抗日战争

  • Period: to

    第二次世界大战(World War II)

  • Period: to

    文化大革命